浙西南革命：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策应

（原标题：浙西南革命：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策应）

编者按

在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赣皖边区以调动和牵制敌人。在先遣队的掩护下，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为了进一步策应中央红军行动，中革军委又增强先遣队兵力，以期发挥更大作用。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先遣队余部组成挺进师，在浙西南掀起革命高潮，在国民党腹心地区竖起不倒的红旗，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奋斗诗篇。本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鲜为人知的革命史实。

1935年春，红军挺进师临危受命，肩负起抗日先遣队策应长征的艰巨使命，挺进浙西南，建立根据地，掀起革命高潮，有效吸引并长期牵制国民党大量兵力，直接减轻了长征中红军主力的军事压力。浙西南革命为策应长征这一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先遣队北上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1934年5月，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为掩护中央及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6月下旬，中革军委令红七军团返回瑞金，改编为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

中央为何令先遣队北上行动？时任先遣队参谋长的粟裕曾回忆道：“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朱德在1973年12月回答军事科学院提问时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是（红军主力）准备退却（战略转移），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掩护）”。

1934年7月7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任务。先遣队浴血转战，横跨闽浙赣皖四省。其间一度转战到浙西南，占领庆元县城，夺取竹口大捷，歼敌300余人，俘敌200余人，活捉国民党庆元县长，随后转战至龙泉县境内。在先遣队的艰难转战中，中央不断电令指挥先遣队夺取水口，攻打福州，提出先遣队不要在闽北苏区停留，全力破坏敌人后方交通，攻占遂安，并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欲使先遣队的行动起到立竿见影的掩护作用。

10月17日，在先遣队的掩护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

挺进师入浙策应红军主力长征

1934年11月，转战至闽浙赣苏区的先遣队，接到中革军委11月4日电令，要求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红十军编为第二十师，“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由此，先遣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中央又令其增加兵力，继续北上行动，执行发展新苏区、保卫老苏区任务以策应长征。

但是，由于先遣队兵力依然过小和“左”倾错误影响，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敌重兵包围进攻，指战员损失大部，方志敏等主要领导人被俘后牺牲，仅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北上行动失败。

此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国民党军继续以堡垒战分割东南各省苏区，对红军进行分进合击，闽浙赣苏区和红军游击队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进剿”之中，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粟裕、刘英率部转移至闽浙赣苏区，随即接到闽浙赣省委传达的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由此，挺进师临危受命，肩负起先遣队未尽的历史使命，从战略上策应红军主力长征。

中央指定挺进师的行动地域为浙江。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在国民党倾力“围剿”红军主力时，在其“素称平安之区”的浙江燃起革命烈火，即可触痛其中枢神经，达到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也正因为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所以浙江的革命斗争环境特别恶劣：浙江自1922年建立中共组织，至1927年6月建立中共浙江省委，在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省委屡遭破坏、先后换了10任书记或代理书记，其中8位书记和15位委员以上领导人牺牲，迫使中央于1929年4月撤销浙江省委建制，以免继续遭受更多的损失。挺进师入浙前，党在浙江曾先后发动和领导了遍及50多个县的60余次武装斗争，但均遭镇压，全省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对于500余人的挺进师来说，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要进入浙江行动，无异于“垂饵虎口”。

1935年2月，挺进师从赣东北出发，踏上挺进浙江的征程。

掀起浙西南革命高潮

1935年4月，历经艰难转战的挺进师，在庆元县斋郎地区以500之众迎击3000余敌，取得大捷，从而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挺进师乘胜迅速挺进浙西南腹地，在松阳县境受到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领导的当地进步群众组织欢迎，获得了群众依托，使挺进师如鱼得水，获得发展。接着，挺进师“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在浙西南实行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

挺进师的武装斗争，砸碎了浙西南人民脖子上的枷锁，人民纷纷投身革命，踊跃参加革命组织，恰如时任挺进师师长的粟裕所回忆：“红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群众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在浙西南人民的支持下，挺进师迅速燃起浙西南革命烈火，在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之时掀起了浙西南革命高潮。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地方游击队以及农民协会、互救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各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到处是分田分地的繁忙热烈场面，挺进师发展到1000余人，扩编为5个纵队。

浙西南燃起熊熊革命烈火，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国民党浙江省当局的喉舌《东南日报》惊呼道：“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面对后院起火、红色堡垒筑到家门口、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的境况，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7万兵力“清剿”浙西南。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下辖四个师，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控制和欺骗民众的手段极其狡诈；其师、团长黄维、霍揆彰等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中的名将；第十八军又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可见，为了对付挺进师，国民党当局可谓下了血本。

9月中旬，面对数十倍的强敌进攻，挺进师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留下第二、第五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主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吸引、调动敌人，并伺机开辟新的根据地。9月25日，挺进师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活动。但国民党军主力不为所动，除派出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围住浙西南。

国民党军的“清剿”，自1935年9月19日发动进攻，至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在长达8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挺进师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进攻，不仅歼灭了敌人的部分有生力量，而且牵制了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打破了国民党妄图于11月20日前将挺进师“肃清”的计划。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有效吸引、调动了“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红军主力长征的军事压力，实现了挺进师战略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目标。（余群勇 周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