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亲历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陈列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复制件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石美瑜等五位法官判决谷寿夫死刑的底稿。新华社发

10月9日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官网上公布了2015年度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南京大屠杀档案》榜上有名。听到这一消息，我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同时也是《南京大屠杀档案》七年申遗的亲历者，心中百感交集，激动万分。

（一）

本月4日至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会第12次会议，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召开，我以专家身份随中国档案代表团一起前往。到达阿布扎比后的第一印象，便是扑面而来的热浪。中东地区的气候与我的家乡南京相比有不小的差别。由于内心里装着一团火，更感到炎热难耐。

阿布扎比高楼林立，景色优美，但我们无心欣赏这里的风景，因为《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档案》两个项目，将在此次会议上审议。我深感任务艰巨，使命在肩。

此时此刻，七年申遗路的一幕幕，一一涌现在脑海中。

最早建议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工程项目，是在2008年8月。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委员会主席卡门女士，在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是看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的16毫米摄影机及其现场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音像原始素材带后，提出南京大屠杀档案理应列入世界记忆工程名录加以保护。卡门主席的提议，令我很激动。作为馆长，我长时间为一件事深感不平，那就是同为二战史上的三大惨案，为什么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分别于1972年、199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南京大屠杀就被置之其外呢？

此后，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世界记忆工程项目。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自然双遗产）的延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景观遗产一起，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文献保护项目。它关注的是文献档案，具体包括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珍贵介质，以及口述史等，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利用技术手段，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进行抢救，力图完整地保存人类记忆。世界记忆工程的申报需经过国内评选、大洲评选和联合国评选三个步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两年评选一次，各国每次不超过两个项目的提名。

南京大屠杀史档案与一般的历史档案不同，它作为人类创伤性记忆的一部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与警示意义，符合世界记忆遗产的定位。

2009年1月，我与9位人大代表，联名向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建议，将南京大屠杀专题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经过协商，当年4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三家单位（下简称“南京三馆”），决定联合申报中国记忆遗产，迈开了申遗的第一步。2010年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五组）》通过国内评选，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我们初战告捷。

（二）

2012年7月23日，南京市人民政府下文，成立“南京大屠杀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启动了申遗工作。此后，我们多次赴京汇报，同时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与此同时，我们还派人赴北京的中央档案馆、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云南丽江东巴经研究所，学习“大清榜”“中国民族音乐”“纳西族的东巴古籍”成功申遗的经验。回到南京后，我们认真对照世界记忆遗产申报的要求进行论证。

在论证中最大的难题是该选什么，报什么。考虑到世界记忆工程项目关注的是世界文献遗产，主要考察的是所提项目的真实性、世界意义或者是否是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南京三馆”馆藏量都极其丰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所有的卷宗和档案资料；南京市档案馆保存着1945至1946年南京市调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市民呈文等历史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南京大屠杀专史陈列馆，建馆近30年来在海内外广为征集大量有关史料，馆藏品达16万多件。

在如此海量的史料中，经过反复琢磨，仔细挑选，最后认识趋向统一，即严格按照世界记忆工程项目关注的要求来选择，经得起世界级专家眼光的考量。

2014年3月5日，我们接到国家档案局的通知，按照双年报、单年批准的惯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开始了两年一度的世界记忆遗产工程的申报工作，负责牵头申报工作的有关部门，决定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档案》列入此次中国申报的两个项目，并且提出在中国所有涉及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档案馆，都参与申报。

此次，除了“南京三馆”外，还新增加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四家档案馆，申报的队伍扩大为七馆，申报的内容也由原先的五组档案，扩大至十一组，即（1）《程瑞芳日记》，记载了她与美国人魏特琳和中国人陈斐然三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组成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的工作过程及其日军在此的犯罪记录；（2）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南京大屠杀实景的16毫米电影胶片母片、胶片盒、摄影机及相关影像，包括1938年5月，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10幅由约翰·马吉胶片翻拍的南京大屠杀照片；（3）1938年南京华东照相馆学徒工罗瑾冲洗并保留，后被吴璇保存并在战后送交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转交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被列入京字第一号罪证的16幅砍杀中国军民和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及其照片册；（4）1946年10月18日，吴璇呈送上述16幅血证照片册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时记录的手印具证，以及南京临时参议会转交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文书；（5）1947年3月10日形成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原件11件档案；（6）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提供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证词，其中历数日军所犯各种屠杀、奸淫及抢劫的暴行；（7）1946年10月19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李秀英的证词，包括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传票、法庭询问笔录、证人具结书及1937年12月19日，身中37刀的陆李秀英在鼓楼医院（时称美国教会医院）接受美国医生威尔逊救治时的现场照片；（8）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表，如1946年7月27日调查表中列举的受害者已近六旬，被日军在城南防空洞射杀；（9）1947年1月，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会同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负责人，前往中华门外普德寺调查验证，发掘死难者坟墓，检验遗骸现场照片；（10）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市赔偿调查委员会、首都警察厅、首都地方法院、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等，接受的大量南京市民呈文，内容可分为人口伤亡、查找失踪人员、工商业损失、房产财务损失、宗教公益慈善团体财产损失等；（11）外国人日记：占领南京-目击人记述。上述除（1）（2）（3）（8）（10）五组档案外，其余均为新增加的项目。

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

（三）

10月4日、5日、6日，是代表团全体成员难熬的三天时间。在14名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中国没有一人，而评审时又是闭门会议，我们对会场内的消息完全不知。在我们附近，有日本来的一群人，据说他们已经对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们做足了工作，但也因此引起了一些国际专家的反感。

我们对此早有防范和应对措施，如果日方在现场搞什么发布会等动作，中方就会针锋相对予以驳斥。可能是被中方严阵以待所震慑，也可能是在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面前到处碰壁，日方代表团在现场还比较老实，只是天天围坐在一起，叽叽咕咕地不知道说些什么。场外这种申遗与反申遗的对峙，力与力的较量，如同没有硝烟的战场。但我们坚信，正义必胜，真实的历史档案，必然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评审会结束了，但我们一点都轻松不下来，因为14名国际咨询委员们全都守口如瓶，保密工作滴水不漏。我们原以为在6日的总结会上，会宣布评审结果，或者透露一些消息，但会议只是宣布了此次共88个申报项目，49个得到通过，33个被拒绝，6个临时增补。至于49个被通过的项目，要等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签字后，以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上发布的为准。

我们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个未知数。身在阿联酋的中国档案代表团成员个个心急如焚，根本无心观看阿布扎比绚丽多彩的沙漠名城风光。

巴黎时间9日晚，我们终于等到了好消息，《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是和平的胜利，正义的胜利。

我们提出申遗，就是为了警醒世界不能再让类似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重演。申遗的成功表明，我们的认识也是人类的共识。我们曾经用各种方式对这段78年前的惨痛历史予以记录和纪念。去年2月，我国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之名悼念大屠杀死难者，使国内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得到很大提升。如今，《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申遗，表明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取得共识。虽然这个承认来得晚了一点，但毕竟实现了。这对于30万南京大屠杀亡灵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来说，都是一种慰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背景下，对这段人类浩劫的重新审视，充分反映了中国和世界对战争最深刻的反思，以及对和平最真挚的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