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次女焦守云
编者按：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调研期间，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做焦裕禄式的人民公仆，“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2009年4月，习近平曾到兰考参观焦裕禄事迹展，并种下一棵泡桐树，缅怀这位“县委书记的榜样”。
1964年焦裕禄去世时，二女儿、时年仅11岁的焦守云就开始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至今一直都是焦家的“新闻发言人”。
50年后，“焦裕禄精神”再次引发舆论热议，焦守云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说，父亲在子女们心中的形象，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和精神的符号。
年轻时有文艺范儿
时代周报：人们心中对焦裕禄的印象，就是一个地道的老农民。这应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吧？
焦守云：在人们心中，他确实有些艰苦朴素过了头了。我父亲1米78的个儿，很英俊，特别是年轻的时候，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帅哥，也是个有文艺范儿的年轻人。当时比较时尚的东西，写文章、打球，他都参与，吹拉弹唱，唱歌跳舞都会。
他在南下工作队的文工团时，在歌剧《血泪仇》里面演男一号。他的二胡是在小学的时候学的。我母亲和他走到一起，是在农村工作队。有时候联系群众，他就拉二胡，我妈妈刚开始是站得远远地听，后来近一点听，最后我爸拉、她唱，就这样走到一起了。当时好几个女孩都喜欢我爸，但都没我妈那么大胆，所以也算倒追吧。（笑）
时代周报：到了兰考以后呢？
焦守云：就是到了兰考以后，家里面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老人也越来越老了。兰考也比较穷，所以他才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但是，再艰苦也不像电影里的那样，屁股上补两个大补丁。他的袖子上、领口上会有补丁，但绝不可能穿又脏又破的大棉袄到处是补丁。后来我妈说，“我没有让你爸爸那样过，他毕竟是县委书记，有时候要到省里甚至是北京去开会，不能那个样子。”
老父亲照片很少，他在兰考就那4张照片。最有名的照片就是他站在泡桐树底下那张。为什么披着衣服？因为他正在干活呢。有人说，焦书记，你不是喜欢泡桐吗？站在泡桐树下照一张像吧，于是就照了。看那张照片的动作，就能看出他不是一个很憨很粗的人。
照片上他还穿着土色的毛背心。我因为当时小，没有注意这些细节。后来专门问我妈妈，（才知道）那个毛背心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一般的人穿不上毛背心呢！农村人想都别想，一是不会织，二是穿不起。他艰苦朴素但毕竟不是农民，还是要把他和农民那个形象区别开来。
时代周报：您母亲当年做什么工作？
焦守云：父亲跟着南下工作队来到河南，被分到尉氏县（开封下属县，记者注）。我母亲是尉氏的，后来两人在一起工作，认识后在一起。
好多人都以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其实我母亲还在兰考当过副县长呢！她基础文化水平比我爸高得多，我父亲去世时，她在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后来当了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副县长、人大副主任。她真的为兰考做了很大贡献，她当副县长的时候让她管经济，其实就是带着人去要项目、要东西，当时她还要工作，还要带孩子。我母亲很坚强，有个性。
肝癌期间自创疼痛转移疗法
时代周报：您对父亲有哪些记忆？
焦守云：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是觉得父亲天天很忙，二是天天盼着他回来，能在家里呆一会儿。因为他晚上是不住家里的，住在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外面一间，里面一间。他全靠晚上办公，白天下去跑一天。他有一个习惯叫“过电影”，就是晚上把白天做的事都过一遍，分门别类都记在本子上，所以他作报告是不用稿子的，他记在哪儿都很清楚。
父亲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习惯，他爱吸烟。那时候是两毛五一盒，我们都喜欢去给他买烟，他如果没零钱的话，我们就能落5分钱，这5分钱对我们来说就是大钱，我们可以一起买糖、买冰糕。他吸烟用塑料烟嘴，作报告的时候，手里翻着本，嘴里说着话，烟嘴从这边到那边都自己跑的，（这个动作）每个演员都想学，但都学不来。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叫《父亲的烟嘴》，他病重很疼的时候，就顺手拿着烟嘴顶着肝，肝上长的肿瘤他自己都能摸到。（讲到此处，眼眶湿润）
最后，他知道自己的病没希望了，他说兰考很穷，就不打止疼针了，他说止疼针能止疼但不能治病，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他说我自己创造了一个疼痛转移疗法，就是点着烟烧皮肤，外边疼了，里面就会缓解一点。
时代周报：父亲在您心中是怎样的一种形象？
焦守云：你们如果了解我父亲，就会感觉他是个魅力很大的人。他说兰考当时饿死过干部（连饿带病，记者注），干部都饿死了，老百姓怎么办？他作为一方官员来讲，他能让这里继续饿死人么？他必须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他病重的时候是春天，有很多工作要布置，他真是觉得一天也离不开这里。
我认为他最伟大的是死了以后还埋在兰考的沙丘上，他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感情？作为一个山东人，作为一个比较有传统思想的人，他完全可以要求回老家（安葬）。他在兰考就一年多，就有这么深的感情。
我父亲病比较重的时候，有一次下乡，路过那儿（即现在兰考县的焦裕禄纪念园，记者注），顺口说了一句将来我要死了埋在这儿还挺好的。当大家都不太知道他的病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了。他来兰考时就不是个健康的人，当时就是个肝炎病号，就是在肝炎基础上成为肝癌。如果不来兰考，留在大连或者洛阳矿山机械厂，可能不会这样。（在兰考）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再加上很重的劳累。
有本书《焦裕禄在兰考的470天》讲，他几乎每一天都在农村。他的一个同事，也是我们县的一个副县长，说焦裕禄在兰考的这些日子是跑步度过的，光下去考察的路线算起来都有5000多里路。我曾经给电影电视剧（编剧）说，你们没有必要加工，你们加工得再好，都没我老父亲做得好。
不准妻子向组织上伸手
时代周报：父亲的突然离世成了您家庭最大的不幸。
焦守云：在我印象里，我知道父亲有病，但谁也没有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经常不在家也是正常的，最多的是下乡啊、开会啊。他到外地去住院检查，我们都不知道。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正在唱山东戏，正唱着玩呢，旁边有位家里的叔叔说守云别唱了，你妈妈回来了。就这时候，我听到妈妈在使劲儿哭，哭得声音特别大，她（当时）把我父亲的后事料理完了，觉得特别凄惨。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大姐就一把把我抓过来，把我头上扎的红头绳给弄掉了，想给我找块白布带上，也没找到，最后给我弄了个绿毛线给扎起来了。我妈妈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哭着说守云你爸爸没了，你以后得好好学习。
这时候我才好像明白过来，爸爸不在了。从此以后每天都是看到母亲的眼泪和艰难的生活，还有无休无止的报告会，身上别的数也数不清的毛主席像章。她几乎每天都要给去兰考的红卫兵作报告，作一场报告就回来哭得稀里哗啦的。那篇长篇通讯（新华社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记者注）确实像炸雷一样，在全国炸响了。在这以前，《河南日报》、《人民日报》都登过，但没引起太大的反响。不久，就是“文革”大串联。完了之后，是迁坟。老父亲去世后先是埋在了郑州市烈士陵园，后来我们省第一次动用专列，把父亲灵柩运回兰考。老父亲影响越来越大，但生活还得继续，父亲去世那年，母亲才33岁，还有6个孩子。
父亲临终前给母亲约法三章：不准跟组织上要钱、要东西；不准给组织上添麻烦；不准跟组织上要救济。我们全家都遵循不管做什么事，不能给父亲带来不好的影响。当时大家都没钱，什么东西都要票，母亲过得难，我们也都跟着过得难，吃穿用都非常简单。当时姥姥跟着我们，我们兄妹几个加上母亲，一个月就百十块钱。
时代周报：当时怎么解决温饱这个重大问题呢？
焦守云：当时父亲（在世时）说不能再饿死人了，宁可自己累死，也不能叫别人饿死。他就去为百姓买代食品。有人就告他的状，他（辩解）说百姓们是小要饭的，自己是大要饭的，他去为百姓要吃的。他这时候是要担风险的，或者受处分，或者摘帽子。但是碰到的领导特别好，能理解他的心情，首先保命是最重要的，让人能吃上饭是最重要的。后来他又推出一系列政策，劳动力只要不出去要饭，在家里除“三害”（蟑螂、老鼠、苍蝇，记者注），肯定叫你吃饱，老弱病残者不挡你们，你们可以出去要饭。
老父亲当时在百姓家吃饭，吃过要来的百家饭。窝头、红薯干，吃不完了就晒干保存，家里来亲戚的时候才吃。老父亲当时吃了照交饭钱。所以为什么兰考人民到最后觉得那么对不起焦书记，焦书记都累死了，也没有吃上一口像样的东西。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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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