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妻子向组织上伸手
时代周报：父亲的突然离世成了您家庭最大的不幸。
焦守云：在我印象里，我知道父亲有病，但谁也没有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经常不在家也是正常的，最多的是下乡啊、开会啊。他到外地去住院检查，我们都不知道。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正在唱山东戏，正唱着玩呢，旁边有位家里的叔叔说守云别唱了，你妈妈回来了。就这时候，我听到妈妈在使劲儿哭，哭得声音特别大，她（当时）把我父亲的后事料理完了，觉得特别凄惨。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大姐就一把把我抓过来，把我头上扎的红头绳给弄掉了，想给我找块白布带上，也没找到，最后给我弄了个绿毛线给扎起来了。我妈妈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哭着说守云你爸爸没了，你以后得好好学习。
这时候我才好像明白过来，爸爸不在了。从此以后每天都是看到母亲的眼泪和艰难的生活，还有无休无止的报告会，身上别的数也数不清的毛主席像章。她几乎每天都要给去兰考的红卫兵作报告，作一场报告就回来哭得稀里哗啦的。那篇长篇通讯（新华社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记者注）确实像炸雷一样，在全国炸响了。在这以前，《河南日报》、《人民日报》都登过，但没引起太大的反响。不久，就是“文革”大串联。完了之后，是迁坟。老父亲去世后先是埋在了郑州市烈士陵园，后来我们省第一次动用专列，把父亲灵柩运回兰考。老父亲影响越来越大，但生活还得继续，父亲去世那年，母亲才33岁，还有6个孩子。
父亲临终前给母亲约法三章：不准跟组织上要钱、要东西；不准给组织上添麻烦；不准跟组织上要救济。我们全家都遵循不管做什么事，不能给父亲带来不好的影响。当时大家都没钱，什么东西都要票，母亲过得难，我们也都跟着过得难，吃穿用都非常简单。当时姥姥跟着我们，我们兄妹几个加上母亲，一个月就百十块钱。
时代周报：当时怎么解决温饱这个重大问题呢？
焦守云：当时父亲（在世时）说不能再饿死人了，宁可自己累死，也不能叫别人饿死。他就去为百姓买代食品。有人就告他的状，他（辩解）说百姓们是小要饭的，自己是大要饭的，他去为百姓要吃的。他这时候是要担风险的，或者受处分，或者摘帽子。但是碰到的领导特别好，能理解他的心情，首先保命是最重要的，让人能吃上饭是最重要的。后来他又推出一系列政策，劳动力只要不出去要饭，在家里除“三害”（蟑螂、老鼠、苍蝇，记者注），肯定叫你吃饱，老弱病残者不挡你们，你们可以出去要饭。
老父亲当时在百姓家吃饭，吃过要来的百家饭。窝头、红薯干，吃不完了就晒干保存，家里来亲戚的时候才吃。老父亲当时吃了照交饭钱。所以为什么兰考人民到最后觉得那么对不起焦书记，焦书记都累死了，也没有吃上一口像样的东西。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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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