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期间自创疼痛转移疗法
时代周报：您对父亲有哪些记忆？
焦守云：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是觉得父亲天天很忙，二是天天盼着他回来，能在家里呆一会儿。因为他晚上是不住家里的，住在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外面一间，里面一间。他全靠晚上办公，白天下去跑一天。他有一个习惯叫“过电影”，就是晚上把白天做的事都过一遍，分门别类都记在本子上，所以他作报告是不用稿子的，他记在哪儿都很清楚。
父亲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习惯，他爱吸烟。那时候是两毛五一盒，我们都喜欢去给他买烟，他如果没零钱的话，我们就能落5分钱，这5分钱对我们来说就是大钱，我们可以一起买糖、买冰糕。他吸烟用塑料烟嘴，作报告的时候，手里翻着本，嘴里说着话，烟嘴从这边到那边都自己跑的，（这个动作）每个演员都想学，但都学不来。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叫《父亲的烟嘴》，他病重很疼的时候，就顺手拿着烟嘴顶着肝，肝上长的肿瘤他自己都能摸到。（讲到此处，眼眶湿润）
最后，他知道自己的病没希望了，他说兰考很穷，就不打止疼针了，他说止疼针能止疼但不能治病，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他说我自己创造了一个疼痛转移疗法，就是点着烟烧皮肤，外边疼了，里面就会缓解一点。
时代周报：父亲在您心中是怎样的一种形象？
焦守云：你们如果了解我父亲，就会感觉他是个魅力很大的人。他说兰考当时饿死过干部（连饿带病，记者注），干部都饿死了，老百姓怎么办？他作为一方官员来讲，他能让这里继续饿死人么？他必须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他病重的时候是春天，有很多工作要布置，他真是觉得一天也离不开这里。
我认为他最伟大的是死了以后还埋在兰考的沙丘上，他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感情？作为一个山东人，作为一个比较有传统思想的人，他完全可以要求回老家（安葬）。他在兰考就一年多，就有这么深的感情。
我父亲病比较重的时候，有一次下乡，路过那儿（即现在兰考县的焦裕禄纪念园，记者注），顺口说了一句将来我要死了埋在这儿还挺好的。当大家都不太知道他的病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了。他来兰考时就不是个健康的人，当时就是个肝炎病号，就是在肝炎基础上成为肝癌。如果不来兰考，留在大连或者洛阳矿山机械厂，可能不会这样。（在兰考）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再加上很重的劳累。
有本书《焦裕禄在兰考的470天》讲，他几乎每一天都在农村。他的一个同事，也是我们县的一个副县长，说焦裕禄在兰考的这些日子是跑步度过的，光下去考察的路线算起来都有5000多里路。我曾经给电影电视剧（编剧）说，你们没有必要加工，你们加工得再好，都没我老父亲做得好。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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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