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梦带长江之子杨欣走上环保路

在我们欣赏长江源头美丽风景时，在我们惊叹藏羚羊群奔跑时矫健的身姿时，在我们获知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这些概念时，我们不该忘记其后的推动者。他有多重角色：摄影家、探险家、环保主义者，他有多个称号：保护长江第一人，中国当代的徐霞客。

他组织参与了多个大型环保项目的进行：中国城市青少年环保教育、青藏线藏羚羊种群调查、长江源生态环境状况专题调查、青藏铁路列车环保宣传、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建设、藏羚羊红绿灯、长江源人类学调查、2012斑头雁守护行动……他就是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会长－－杨欣。

“英雄梦带我走上公益环保之路”

杨欣，196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一名工人，母亲是一名教师。从小，父母都在用行动教导他如何做一个正直正义、光明磊落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父母从来不会占公家的便宜，他们从来不会带回公家的一块木头用来烧火做饭”。杨欣的父亲喜欢大自然，闲暇时经常带着他去钓鱼或者上山挖中草药。父亲的兴趣也直接影响了杨欣，从小他就对大自然有着一种强烈的热爱和眷恋。

高中时期，杨欣便喜欢上了摄影。那时的他经常借相机进行拍摄。终于，家里买了一台120元的“长城”牌相机，这令他对摄影愈加着迷。几年后，他已经对摄影非常熟练了。他的一个愿望是能够在摄影比赛上拿奖。那些年他走过了云南丽江、泸沽湖和虎跳峡等地，也拍摄了很多照片，但受当时摄影主题的限制，都没有获奖。

1986年，美国人肯·沃伦提出将首漂长江，国人为之激动，杨欣更是如此。“那时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英雄主义’，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英雄。80年代整个中国思想都已经开放了。进行长江的漂流活动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人人都希望能够参与进去，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奇迹。”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他加入了由中科院成都分院牵头组建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那一年，他23岁。

漂流一共持续了175天，行程共6300公里。一路上，他欣赏并拍摄了许多长江的美景，感受了长江沿岸的文化，同时也遭遇了无数的困难，包括队友的不幸遇难。漂流结束后他参加了摄影大赛，并获得了最高奖，奖品是一台彩色电视机，这台电视机的价格可以抵他几年的工作收入。

从那以后，美丽壮阔的长江经常萦绕在杨欣的梦中。几年后，他决定再次到长江进行漂流，并打算拍摄出版一本关于长江的画册，让更多的人认识长江、了解长江。但是，他乘坐船只踏上了长江源头的再一次探险时，他却发现，沿途的冰川比以前少了，草原面积小了，沙丘增多了……那时，他感到困惑。

1994年，他进行第五次探险时，他听说了藏人索南达杰为了保护藏羚羊而勇斗偷猎者，最后中弹牺牲的故事。杨欣深受感动和震撼。他走遍了长江源头的每个角落，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回家后，他将这些当地原始风貌的照片在周围人中炫耀的同时，隐约感到了一份责任和义务：应该建立一个自然保护站，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专家的研究和志愿者的义务奉献。就这样，杨欣走上了长江公益保护的道路。

写书、义卖、筹资建立民间自然保护站　

经过一番准备后，1995年杨欣创建了“绿色江河”民间环保组织，启动了保护长江源的系列项目。可是，如何筹钱建立一个自然保护站成了摆在杨欣面前的一大难题。后来一个朋友建议他说，把5次长江漂流的经历写下来，然后出书义卖，这样就能先盖起一座房屋，然后再往下做。

尽管不擅长写作，杨欣还是整理思路，把自己在大江浊流中、在古漠荒原上用生命写就的日记作为素材，开始撰写《长江魂》一书，并将此书的手稿连同100多幅珍贵的图片一起交到了朋友手中。两个月后，《长江魂》完成，并在岭南美术出版社的帮助下出版发行。

杨欣以书为抵押，从香港环保团体“地球之友”借款订购了建筑材料，开始了保护站的建设。此后，杨欣陆续出版了《亲历可可西里10年》等书，将卖书的钱用来继续建站。

1997年，杨欣在可可西里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民间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建站费用约为100万元，筹款和建设历时4年。筹建费用主要来源于他的书籍义卖活动，保护站的日常维护工作也主要由他招募来的志愿者完成。

说起志愿者，杨欣非常欣慰。“2000年我们第一次招募志愿者时，总共有1万多人咨询和踊跃报名，最后我们只能是挑选其中的30人。现在更是如此，我可以用‘花中选花’来形容现在的志愿者招募。面试流程也非常复杂，需要进行填表、面试、体检、家属签字、培训等。面试官也都是这些志愿者。”

十多年来，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每年在中国招募30名志愿者分12批到保护站志愿服务一个月，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培训及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查。志愿者回到城市后将进行五场以上的演讲，把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和志愿者的奉献精神进行更广泛的传播。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成功运行，杨欣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人们对于长江源头的保护意识还不够，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它的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杨欣觉得，应该继续建成第二个保护站。

2011年，杨欣在长江源头沱沱河畔的唐古拉山镇开始着手修建中国民间第二个自然保护站－－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近期，保护站基本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转，志愿者除了完成保护站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调试的一些扫尾工作外，还对当地牧民和游客进行环境教育和环保宣传，开展垃圾回收及分类等工作，通过系列项目的开展，对长江源的水生态环境实施有效的保护。

建立这个保护站的费用约300万元，而资金来源除了图书义卖筹款外，杨欣还获得了一些企业和基金会的支持。

利用义卖书的筹款建立自然保护站，杨欣在世界上也许是第一人。12年前，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梁从诫先生带领他的民间环保考察团－－自然之友，前往德国柏林访问。杨欣也在其中。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德国人在发言中展示了中国的部分照片，并指责中国人的环保意识差，政府工作做得差，中国没有真正的民间环保组织。顿时，所有在场的中国人哑口无言。这时，梁从诫先生站起来说：“这些照片我们承认。但是，在中国有这么个人，他通过义卖书筹集善款协助政府建立自然保护站，你们德国人有吗？”一席话顿时使在场的德国人哑口无言。原来在德国的几乎所有的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都有类似保护站、宣传中心等设施，都是由政府出资筹建，一部分还委托给民间组织进行管理。而身为发展中的国家的中国，从出资到管理全由民间组织、由个人完成。杨欣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尊重和赞扬。

穿越死亡线　“危险是我的生活方式”

多年来，杨欣在保护长江的道路上遇到了无数次的危险。从翻船、滑坡、狼吻之险，到队友的遇难牺牲，用他的话来说，“危险是我的生活方式”。

2005年，杨欣与队友在海拔5400米左右进行冰川项目的科考。科考结束准备下撤时下起了暴风雪。有着丰富探险经验的杨欣并不害怕，决定回营地，等待暴风雪结束后再出发。然而，他疏忽了一点，人长时间激动和大声说话容易引起高原反应。晚上，一位队友就在白天长时间大声聊天后不久出现了呼吸急促的问题，随队医生诊断为肺水肿。这是一种严重的高原疾病，如果不及时诊治，病人几小时内可能会死亡。输液和输氧后，队友的病情稍微稳定了一点。然而，第二天早上5点，药品告急，氧气罐内的氧气告急，他们不得不立即下撤。但是，经过暴风雪的肆虐后，他们已经看不到任何路。凭着自己的经验判断，杨欣带着队伍翻越雪山、沼泽和沙漠，跋涉约二十几个小时，终于走出了长江源，队友得到了及时治疗挽救了生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就在他们所在营地的几百公里外，中石油的一支野外科考队却没有那么幸运。由于缺乏经验和有效的组织，　14名科考队员献出了生命。

环保的路上布满荆棘和危险，即便如此，杨欣依然坚持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长江漂流是一时的，而长江保护是一世的。这条道路相当漫长，它没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在里面。我们需要解决资金的问题、人的问题，谁能做，谁又能长期坚持做？这些都需要我们努力。”

谈到未来，杨欣很兴奋。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建立中国的第三个、第四个民间保护站，探索出一个成熟的保护长江的模式，并在全国大力推广。他希望人们在工作之余，通过举手之劳做些公益环保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大的壮举，但只要你把公益环保当作一个习惯，我们中国的环保事业将有大的进步。” （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炎良　实习记者　李洁）

记者手记：采访杨欣是在晚上，因为他确实很忙。他说话非常坦诚，也非常豪爽，言谈举止中流露着对保护长江的决心、对自己多年来工作的欣慰和对种种困难的无所畏惧。在谈到他辞掉工作专心投入长江的保护时，他非常淡定：“我发现人活一辈子就几十年。就比如音乐上的7个键，你能说哪个键最好吗？生活就像音乐，酸甜苦辣都要尝试一下。”

多年来，杨欣一直走在公益环保的第一线上，行走在生死之间。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真英雄！祝愿他的保护长江之路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