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上的三伏天有多热

还有两天，丙申年的数伏就要到了。7月17日是头伏的第一天，由此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节。“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伏”为隐藏之意，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在地下。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那么，北京历史上的三伏天到底有多热呢?在没有摄氏度符号的古代是如何记录高温天气的?

“三伏”之说始于春秋时期的秦国

《史记正义》：“伏者，隐伏避盛暑也”

“三伏”之说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秦国。《史记·秦本纪》载：“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汉书·郊祀志注》中说：“伏者，谓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因名伏日。”唐开元年间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曰：“(农历)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初伏。伏者，隐伏避盛暑也。”《气象史话》载：“‘伏’从夏至开始，依照干、支纪日的排列，第三个庚日起为初伏，第四个庚日起为中伏，立秋起第一个庚日为末伏的首日，末伏十天。三伏天出现在小暑和立秋之中，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日子，谓之‘伏天’，‘三伏’之说源自春秋。”

俗话说：“小暑大暑紧相连，气温升高热炎炎”，三伏天最容易出现高温天气。而今，气象学上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称之为“热灾”。摄氏度是目前世界上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温标，用符号“℃”表示，但只有270年的历史，是瑞典天文学家安德斯·摄尔修斯于1742年提出的，所以中国古代没有这个概念。古人有关高温天气的记载较为模糊，常以“酷热”、“炙热”、“炽热”、“晴热”、“极热”、“炎暑”、“炎日”、“赤日”、“热伏”来记录，所以也就难以考证古代的高温天气到底是多少摄氏度。

光绪年间最高温度曾达44摄氏度

《光绪顺天府志》：“大暑，人暍死。”

据《北京灾害史》和《北京气象志》等史料记载，北京历史上的三伏天曾出现过许多次高温天气，且多在大旱之年。但元代以前有关北京高温天气的记载极少，直到明清之后才逐渐丰富详细起来。

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实录》中，有多次关于北京地区暑期高温的记载：

明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丁丑，雨泽愆期，苗稼枯槁，有缺群黎秋成之望。”“炎暑炽热，都城门外少见路人，(护城)河水减半，草木遍黄，无以生机。”

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时至四庚之日(二伏)，暑热难耐，燕地皆赤日，顺天府各县均有病暍(中暑)者，唯大兴、宛平居多，毙命者百余人。”“酷热已半月有余，炎日气(温)高，(北京)城中车稀人疏，多有暍者沿街而卧。”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京畿“久旱酷热，诸谷焦枯，疫疠流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大学士方从哲上言：“日者，天时亢旱，雨泽稀微，赤日流金，土焦泉涸，都城内外，疠疫盛行。”

明崇祯二年(1629年 )，“今三伏过半，酷旱不雨，秋禾将枯，农田失望，朕心昼夜靡宁。”“近日顺天府、蓟、涿、霸、昌平诸州皆奏，入伏以来，温高不雨，禾苗渐枯，民不得安。”因持续高温少雨，庄稼旱死，收获无望，使崇祯皇帝忧心忡忡，日夜不安。

清代北京也出现过数次伏暑酷热天气。《清实录康熙朝实录》载：“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公历七月)壬午:今日值盛夏，天气亢阳，雨泽维艰，炎夏特甚，禾苗重蒿，农事甚忧，六月炎暑，自京师至关外热伤人畜甚重。”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载：乾隆八年(1743年)六月“京师盛暑”。六月初一日，乾隆帝谕：“近日京师天气炎热，虽有雨泽并未沾足，若再数日不雨，恐禾苗有损，且人民病暍者多，朕心深为忧惕。”又谕：“今年天气炎热，甚于往时，九门内外街市人众，恐受暑者多，著赏发内帑银一万两，分给九门，每门各一千两，正阳门已给二千两，预备冰水药物，以防病暍。”丙辰，谕：“京师自五月杪以来，天气亢旱，且溽暑炎蒸，甚于往岁。”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癸未，帝谕：“京师自闰五月下旬以来，酷热非常，又形酷旱……”同年夏，“昌平大热，人有暍死者。”

《光绪顺天府志》载：光绪元年(1875年)，“大暑，人暍死。”“初四日(8月4日)，极热，胜于往年，初五日(8月5日)，热更甚，流金铄石矣。初六日，连日负贩者有暍死。十五日(8月15日)晴热又如前，暍死者甚多矣。”天气干旱酷热，历所罕见。光绪三年(1877年)，六月初八日(7月18日)，北京天气“暵干可虑，毒热不可当。”

就上述记载而言，暑日北京能热死人，说明当时的气温不低于40℃。

“两代帝师”翁同龢曾任户部尚书，参与过赈灾事务，他对清末的高温天气也有一些记述：因高温天气，“连日负贩者有暍死”，后几日又记：“晴热又如前，暍死者甚多矣。”“因气(温)高不降，暍而病者，无以统计，医药难以顾及。”有气象学家分析：根据翁同龢所云，光绪年间北京伏天最高温度能够达到44摄氏度。

古代“赐冰”曾被当成高温“福利”

《帝京景物略》：“立夏日，启冰，赐文武大臣”

宋代，朝廷已实施了“冰政”，也就是到了夏天，依据官职的大小分别发放相应的冰块降温。北宋诗人梅尧臣在《中伏日永叔遗冰》中咏道:“日色若炎火，正当三伏时。盘冰赐近臣，络绎中使驰。”如果冰块有限，则会补贴相应的银两，即发放“高温补助”。

明清时期，为“防暑降温”，实行的是“颁冰(也称赐冰)”制度，即伏天朝廷按官阶发给冰票，凭票领取冰块。明廷曾规定，每年立夏时节开始启用冰窖，赐冰予文武大臣，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日起到七月三十日止，凡文武大臣每人每天可获赐冰两块。《燕京岁时记·颁冰》载：“京师自暑伏日起至立秋日止，各衙门例有赐冰。届时由工部颁给冰票，自行领取，多寡不同，各有等差。”

明清时期，京城的冰窖分为三种，即官窖、府窖和民窖。官窖即官方建立和管理的冰窖，特供宫廷和官府用冰。明代文学家李梦阳曾在《冰车行》中描述了当时“颁冰”的场景:“黄门飞鞚西北趋，白马如龙血如珠。万人齐呼冰窖开，大车小车如山来。”

清代沿袭明制，京城各衙署均在暑期分发皇帝赐给的冰块。据《清会典》载：顺治九年(1652年)规定，颁冰给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但这项规定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曾暂停过，到了乾隆年间才恢复，而所发的冰票已经很少了。金受申在《老北京的生活》中称：“城内冰窖以雪池冰窖最为洁净……所藏冰块，是由北海伐取，经陟山门运出。”雪池胡同内的冰窖所储冰块主要供应紫禁城内各处消暑以及冷藏国家大典祭品，另外还供六部及各衙署官员使用，所以每年三伏天到此领取冰的人很多，车马从胡同口排出去很远。

老北京的三伏天酷暑难耐，所以每到暑期，京城街头便有卖冰的商贩，边走边吆喝：“卖冰核儿!”闻听此声，便有人提桶托盆循声而聚，给一两个铜板凿下几块冰来吃，一时暑气全无。尤其遇到高温天气，卖冰者时常行于胡同之中，为人们送来清凉。《帝京景物略》曾描写过卖冰之俗：“立夏日，启冰，赐文武大臣，编氓得卖买，手二铜盏叠之，其声磕磕，曰冰盏。冰着湿乃消，畏阴雨天，以棉衣盖护，燠乃不消。”

卖冰者所贩之冰均取自民办冰窖，贩者分两种，一种是用马车拉着成车的天然冰条，往大户人家送，要多少卸多少，并根据主顾的要求把冰镩了(破碎)，放置到指定地点。一种是半大小子，挎着筐，或推着小独轮车，将从冰窖趸来的冰用白布盖着，谁要买冰，他们便用冰镩子凿下一块。买冰的也多是小孩子，买块冰核放嘴里解热解渴。一过处暑节气，天气转凉，京城街头卖冰者就逐渐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