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疤将军”大青山抗日二三事

在共和国开国将帅中，有一位被称为“刀疤将军”的中将，他是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曾经在内蒙古地区战斗、工作、生活了15个年头，为内蒙古的民主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刀疤将军”姚喆

1943年姚喆(左)与战友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1958年姚喆(前右)与叶剑英元帅等在南京

姚喆(左二)和曾经在井冈山战斗过的战友

姚喆1906年生，湖南邵阳人。1928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

1934年，姚喆时任红三军团四师一团参谋长，该团受命主攻福建省沙县。攻入城后，姚喆手提马灯带领部队巷战，隐藏在暗处敌人突然闪出朝他左面颊猛砍一刀，他当即昏倒在血泊中。因伤势太重，姚喆被抢救3天后才苏醒过来。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刀口不能缝合，每天只能用盐水擦洗，姚喆凭着坚强的意志，终于转危为安。从此，他的左脸上永久性地留下了一道3寸多长的伤疤，“姚一刀”的绰号从此跟随了他一辈子。1938年8月，与李井泉率部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大青山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1943年任塞北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起任绥蒙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大同集宁等战役。1948年后任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8军军长兼绥蒙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绥远军区副司令员。1951年8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副司令员。同年底回国后，历任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校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9年5月27日在北京病逝。自治区党委、政府、内蒙古军区派出代表赴武汉参加了追悼会。1980年5月，在姚喆将军逝世一周年之际，自治区政府又派代表到武汉，将姚喆将军的骨灰接回呼和浩特市，并在大青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时隔27年，将军英灵又回到了内蒙古，回到了他战斗、工作、生活过的故地。他的英灵与巍峨的大青山相伴永存。

盛夏穿皮大衣，智闯封锁线

1938年7月29日，姚喆和李井泉率领大青山支队2500名将士从山西五寨出发，踏上了挺进大青山的征途。途中，他们接到一二〇师师部指示，命令他们派遣精干力量返回晋西北平鲁县接运过冬用的皮衣。

当他们见到一二〇师警备六团团长孙超群和政委张达志带领部队护送着100多头毛驴驮着1400多件皮大衣走来时，小分队的指战员们傻了眼，姚喆更是犯了愁。这百十头毛驴一溜儿排开，每头毛驴分别驮着十几件皮大衣，目标这么大，怎样才能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呢？忽然，他停住了脚步，叫来了一营营长傅传作和三连连长梁劲秀。他们3个人嘀嘀咕咕一阵商量后，决定让小分队的指战员每人穿一件皮大衣，剩下的再用毛驴驮运。

这办法当然好，驮运皮衣的队伍一下子精简了三分之二，可就是苦了战士们。当时正值盛夏季节，战士们身着单衣薄裤还个个汗流浃背的。这下好了，除了要背着原来的武器、弹药、干粮和背包外，还要穿一件厚重的皮大衣，那闷热劲，就别提有多难受了。见战士们满脸难色，姚喆抓起一件皮大衣就往身上穿。在他的带动下，战士们也将几百件皮大衣全都上了身。

当接运皮大衣的小分队来到平绥铁路附近时，姚喆从抓获的“舌头”口中得知，日伪军已在铁路沿线设下重兵埋伏，企图截取部队的皮大衣。事不宜迟，姚喆命令护送他们的孙超群和张达志，率领警备六团从侧后包抄过去，奔袭日伪军的老巢红沙坝车站，以钳制敌人。一时间，红沙坝车站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埋伏在铁路旁的敌兵哪还顾得了抢八路军的皮大衣，个个抱头鼠窜。说时迟，那时快，姚喆率领身穿皮大衣的小分队，赶着100多头毛驴，前后不到半小时，不折一兵一卒，全部由三道营附近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平绥铁路。他们昼夜兼程，一口气赶了七八十公里山路，胜利到达大青山腹地大滩(今察右中旗境内)，与主力部队会合。

边打边建边练，拉出铁骑部队

1938年11月，大青山支队就骑兵部队的建立专门请示党中央，上级很快作出批示，要求大青山支队迅速由步兵改建为骑兵。

为了解决马源困难，姚喆指示各大队要积极向日伪军和土匪展开进攻，从他们手中缴获马匹。驻扎在绥南地区的一营营长邹凤山，接到支队关于改建骑兵的指示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率领一营三连指战员步行40多公里，突袭了陶卜齐附近的一个匪巢，共俘获排长以上土匪头目24人，缴获长短枪70余支，战马100余匹。一夜之间，绥南部队由步兵变为骑兵。

组建骑兵除了要解决马匹和鞍具外，还必须训练骑兵，掌握骑兵技术。大青山支队除了当地新补充的士兵以外，包括四支队在内的大多数指战员都不会骑马，不懂骑马战术，更不会养马驯马。有些战士对当骑兵要铡草筛料，半夜起床给马添料，大清早还要饮马、遛马，觉得太麻烦，不如步兵省事省心，还有些战士畏惧战马的烈性。姚喆虽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长征途中骑过马，但对骑兵了解不多，更谈不上养马驯马了。为了作出表率，他主动拜当地马倌和善骑射的蒙汉群众为师，向他们学习驯养方法和乘骑技术。在他的带动下，广大指战员信心倍增，提高了思想认识，克服了畏难情绪，很快掀起一个比学马术的高潮。

学习中，姚喆将蒙汉群众日积月累掌握的饲养、乘骑经验，总结提炼成一首首朗朗上口的歌诀，如：“脚尖跟蹬，身略前倾，两腿夹紧，屁股坐稳”、“草膘，料劲，水精神”和“草短，料净，水要清”，等等。指战员们对照歌诀，在蒙汉群众手把手的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不仅学会了驯养战马的方法，而且掌握了一整套乘骑作战的本领。为了不断提高游击部队的作战能力，姚喆还提出“一边打仗一边建，一边行军一边练”的口号。这样，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很快成为一支强劲的骑兵部队。

争取抗战支持，贺龙赞誉“姚一手”

姚喆十分重视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对蒙古同胞平等相待，兄弟相处，尊重蒙古族、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不准影响正常的宗教活动，取得了蒙古族群众的尊敬和信任。许多蒙古族地主、大户同情抗日，捐献抗日物资，积极掩护我党的军政人员和伤病员。姚喆还亲自向一些较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做工作，取得了他们的了解、同情和支持，有的还为八路军提供情报，掩护伤病员，购买急需物资，一些喇嘛庙甚至成为中共地下工作的联络站。

在姚喆参与领导下，大青山支队与伪蒙军各师基本上建立了联系，其中有的和八路军订立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有的还为八路军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对此贺龙曾说:“姚喆不但是‘姚一刀’，而且还有‘姚一手’，不但有勇，更加尚谋。这一点，彭大将军可能没有发现。”1940年8月，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姚喆在武川县西梁村主持召开了绥远各族各界各抗日民主党派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绥察行政办事处”，制定了“绥察施政纲领”，成立了绥西、绥中、绥南三个专署，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并派出一批干部组成了绥东工作团，在绥东开展工作。到第二年年底，在丰镇、集宁、兴和、商都等县都相继建立了区县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同时发展了数百人的骑兵游击队，使整个大青山的骑兵发展到3500多人，并形成了辽阔的晋绥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拱卫着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骑兵“游击战”，五进五出催敌胆

由于日寇的频繁扫荡和袭击，整个大青山根据地时刻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中，基本上每天都要打仗。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部队指战员经常是白天上山隐蔽，夜间下山吃饭、宿营，天亮前再上山。连续几个月枪不离人，马不卸鞍，和衣而睡，抱枪而眠，一有情况，立即出发。甚至擦枪时也要将零件放在一块布上，有了敌情，包起就走，上山后再装起来。由于敌军的经济封锁，部队粮食供给经常断绝，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只得靠野菜充饥。在滴水成冰的寒冬，由于军装缺乏，不少同志还穿着单衣，鞋子烂得不能再穿时，就将牛皮、破毡片绑在脚上走路。部队行军到了驻地，战士们的鞋、袜常常冻在一起脱不下来，耳、鼻、手、脚被冻伤是常事。在这困难的2年时间里，姚喆率领绥中骑兵支队主力先撤至绥西，后又转移到绥南。当日寇调集重兵对绥南进行“铁壁合围”闪电式扫荡时，他又率部来到绥西。

1940年3月底，西进河套的日寇在遭受傅作义部队重创后，全部撤回大青山地区。从4月开始，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发动接连不断的扫荡。根据党中央指示，姚喆率领大青山骑兵支队在绥远敌占区，与日寇展开了骑兵游击战争。在东到集宁，西至武川，南抵平绥铁路，北达乌兰花、土牧尔台的广大区域内，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时而以骑兵快速奔袭薄弱之敌，时而迅速转移避开敌之主力，时而在山地丘陵与敌人兜圈子，时而又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使日寇发动的5次扫荡没有一次能够得逞。日寇领教过姚喆的厉害，只要听说是姚喆率领骑兵部队来了，就吓得不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