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提出

在抗战胜利后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从而及时地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党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针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中共中央决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已有的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同时，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

在日本乞降的第二天，即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国民党正积极准备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其激烈的，有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军向我军投降，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猛力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组织成团或旅或师，编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日、伪军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日、伪军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决定还指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但各地“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同时，“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要清醒地看到美国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报告指出，由于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又由于不要打内战的一方力量还不足以制止要打内战的一方，因此，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同时，由于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由于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斗争，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此，党的方针应当是：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面内战切实做好相应的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报告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的方针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应当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军事自卫对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报告揭露蒋介石所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民主”的阴谋，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报告还提出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强调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人民热烈欢庆抗战胜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于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同时，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苏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它们希望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停止内争的态度日益明朗。国民党统治集团垄断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遭到全国人民尤其是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反对，它要立即发动大规模的内战面临着种种困难。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我党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同情。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①。

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的形式称之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权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中对蒋介石的政策形象地称之为“洗脸”政策。他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②。

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会议决定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还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鉴于形势的发展，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说明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对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中共中央提出对策：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通知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和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必须坚决依靠人民。 《会谈纪要》签订后，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同国民党方面商谈。由于仍无结果，周恩来于11月25日暂返延安。

①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9页。

②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