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外开放与防止西化辩证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带领人民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走出新路很不易，在前进中面临着无数风险挑战，其中一个棘手问题是：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同时又要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原则，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合为一体的。比较而论，对外开放与防止“西化”（即资本主义化）的联系更直接，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围绕对外开放、怎样开放，一直伴有争议，遭遇干扰和阻力。能否处理好这层关系，关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前景。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此作了明确表态和深刻阐述。这些相关论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织部分，为我们排除干扰、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今天，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关联度远远超过以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依然面临着风险和考验，受到各种噪音杂音的干扰。重温邓小平的相关重要论述，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一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确立及重大意义

十年“文化大革命”拉大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差距，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套“左”的东西显然已行不通，必须转移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而要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就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对外开放。1978年3月11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同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也表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对外开放是对哪些国家开放？从外交格局看，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歌曲《友谊花开万里香》传唱一时，“美丽的鲜花在开放，朋友们来自远方，亚非拉朋友手挽手，友谊的歌声高声唱……”，所讴歌的正是这种亲密关系。中国在不宽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援助这些国家，对方也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尤其是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情上。进入新时期后，这种友好关系得到延续，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双方均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想得到急需的资金、技术支持，在这层关系内难有作为。至于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当时仍未实现正常化。于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交往便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

当时我们承认落后，主要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比得出的结论。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法国、瑞士等西欧五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出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经济代表团。临行前，邓小平特意叮嘱谷牧说，很需要出去看看，了解一下我们与人家的发展差距，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同年10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邓小平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与美国、日本的关系是两个重要环节。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的基础上，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邓小平继出访日本后，又赴美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中国与西方关系出现新局面，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谈到对外开放时指出，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搞技术合作等。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邓小平讲这番话，是为了澄清对外开放只是对西方开放的误解。这恰好说明，与西方国家交往确实是对外开放的重点。

作为对外开放的具体步骤，1979年，蛇口工业区开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实施；次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相继兴建，外商开始纷纷进入中国。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在视察深圳后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稍后明确表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三资企业的出现，必然涉及对旧的体制机制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本身也是改革，是对过去“左”的政策的纠正。“文革”期间，“四人帮”动辄上纲上线，大批什么“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凤庆轮”事件便是一例。邓小平批驳了这些谬论。他指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加拿大客人时，邓小平还明确表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不过，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不是一蹴而就之事。李岚清在《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感慨说，僵化的思想观念，传统的体制机制，以及国力家底都很薄弱等，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对外开放每迈出一步，都要突破重重阻力，打破许多条条框框，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和风险。这番话讲得很真切。当时，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重提“兴无灭资”口号；有些干部没有进行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与对外开放很不协调。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了这种现象。他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他还说，“兴无灭资”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

说到底，不少人对新政策新变化缺乏心理准备，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经济领域靠得这么近，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有人担心，中国这么搞，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一再解释说，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外资所占份额很小，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开放沿海大中城市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1984年5月4日，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但有些老同志对此有顾虑。同年10月22日，邓小平解释说：“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 邓小平后来还精辟指出：“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

与担心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相反，国内还有另一种声音，鼓噪全盘西化，走西方道路。有些地方出现少数人闹事现象，并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北京出现了“西单墙”。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声称“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中国应当实行“社会变革”。此外，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不少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用邓小平的话说，“这股风来得很猛”。再就是一些青年人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党风和社会风气出了问题，根源在于思想认识混乱，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这与“西化”思潮的影响有关。

邓小平对此十分警觉。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剖析了错误思潮的危害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指出：“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次年1月16日，邓小平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强调，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在邓小平等人提议下，四项基本原则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1982年12月由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7年，党的十三大科学总结过去9年的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报告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有市场，僵化思想仍然束缚着一些同志的头脑；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

在邓小平倡导下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艰辛探索新路的过程中，来自“左”的、右的干扰一直不断。邓小平坚持两点论，力主改革开放，指导我们党果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辩证思想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战略眼光和非凡胆识。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改革开放，就会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西化”，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走老路中国必穷，走邪路中国必乱，都是死路一条。将改革开放确定为总方针，可以防范“左”的干扰；明确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可以抵御右的干扰。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统一、缺一不可：倘若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倘若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就会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有了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这两个基本点，就可以支撑起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确保我们走出一条正确的新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 对外开放不止步，四个坚持不动摇

“‘左’的积习很深”是十三大报告中的一个判断；自由化思潮则是新冒出来的，不时制造麻烦。在改革开放总方针业已确定并且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左”的影响相对容易掌控，而防范右的影响要复杂些，压力并不亚于反“左”。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的正确决策，但缩小中国与西方的发展差距，以及整治官僚主义等弊端，很难立竿见影。这使得从理论上反驳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一说有点费劲，不够有力。再就是党内有人态度暧昧，担心批驳自由化思潮会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会有损对外开放的形象。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严肃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他提醒说，这种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写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段话是在邓小平坚持下写进去的，是中央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过，对这一精神的宣传和落实没有跟上。同年12月，合肥、武汉、南京等地发生学潮。邓小平分析说，这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他重申，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接着，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次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宣布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另通过决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不过，在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依然不得力。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邓小平冷静地回顾过去、思考未来。在同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促膝长谈时，邓小平讲了许多，其要点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新的领导机构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证明你们起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 邓小平表示，这些话是他对新的领导班子的“政治交代”。7月中旬，在巴黎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悍然宣布对华实施“制裁”，致使中西方关系严重倒退，我国对外开放遭遇空前压力。邓小平表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他就国际局势概括了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同年6月下旬，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郑重表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1990年4月，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这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将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然而，接踵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战而胜，洋洋自得。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这一惊天变局给中国造成不小的心理冲击。人们不禁要问：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旗还能扛多久？

党内有些人通过反思国内外政治风波，同样认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却质疑改革开放政策，把两个基本点割裂开来。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提出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认为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以及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嗣后，有多篇文章附和这个观点。12月1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一文。文章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业已退休的邓小平十分关注思想理论动态。1991年初春，他在上海重申，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阐发这一精神，却遭到北京几家报刊刊文反诘，由此引发姓“社”姓“资”之争。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一文。该文“左”的色彩更加浓厚，赫然宣称全国人民面临着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的双重任务，“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类似调子的文章接连刊出，风头和声势完全压过“皇甫平”，其实质是质疑邓小平理论，质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时间，赞同推进改革开放反倒有“自由化”之嫌。这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和困惑，行动上的迟疑和观望。中国仍处在十字路口。

1992年初春，即苏联解体30余天后，邓小平以88岁高龄前往南方视察，沿途讲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话。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谈到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分析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重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邓小平同时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他语重心长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按照“左”的言论，政策应往回收，应进行阶级斗争，铲除“和平演变”的经济基础。果若如此，改革开放进程就会被打断，不但难以收拾政治风波造成的困难局面，还会雪上加霜，导致灾难性后果。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发表南方谈话，意义十分重大。江泽民后来评述道：“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思想，特别是他一九九二年的南方谈话，澄清了当时困扰着人们思想的一些十分重大的问题，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是很难说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1992年第2号文件印发全党，结束了无谓的姓“社”姓“资”争论，统一并解放了全党思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江泽民所作报告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揭示了此次大会的主题。报告指出，14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报告强调，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大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战略决策意义深远，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

在改革提速的同时，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1992年3月至8月，沿边城市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西南南宁、昆明等市县，以及沿江城市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相继对外开放；哈尔滨、合肥、成都、西安、银川等15个内陆省会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我国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西方国家见制裁难以奏效，加上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又陆续恢复对华的高层政治接触。西方制裁逐步被打破，为改革开放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001年12月，经过15年艰苦谈判，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对外开放从此打开新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带领人民接力探索，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严峻考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进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的当今世界杀出一条血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十八大至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励精图治、攻坚克难，紧扣新的历史特点，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带领全党全体人民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歌猛进。饮水思源，我们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充满敬意、无限怀念。

三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今天重温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和防止“西化”的辩证思想，可以得到许多有益启示，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党的十八大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概括为“三个一”，即一条基本路线，一个总体布局，一个发展目标。党的基本路线决定了中国道路的路径和方向，所以被放在首位。坚定道路自信的依据之一，就在于这条路线是正确、科学的，能够有力抵御“左”的、右的干扰和影响。目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场攻坚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总的来看，“左”的东西不会销声匿迹，但已难成气候。改革开放已进入第36个年头，改革开放成果已经用制度确定下来，即便有人想走老路也走不了，想变也变不了，也注定不得人心。相比之下，来自右的干扰有增无减。近年来，互联网和社会上的负面言论增多，普世价值、宪政民主以及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交相呼应，公然诋毁四项基本原则，其要害是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类言论大多并不反对改革开放，而是聚焦于怎么改革、怎样开放；也有人不与四项基本原则正面冲突，以倡言改革开放之名，行兜售西方那一套之实，可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西方承认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却对我们的政治制度横加指责，其用心也在这里。这要求我们提高鉴别力和警惕性。邓小平在晚年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十八大报告将党的基本路线喻作“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强调“必须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因此，坚定道路自信，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说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半年后，他在展望未来时又说：“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 时隔30多年，邓小平的论断得到充分印证。我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西方国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后来居上趋势不可阻遏，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仍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成为全球热点议题。中国的发展成就说明，西方道路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惟一模式。反观西方，则陷入经济低迷的泥淖难以自拔，苏东剧变后产生的那种兴奋劲已成明日黄花，吹嘘他们那一套制度和价值观不再那么有底气。中国人通过今昔、中外对比，自信心、自豪感大大增强。我们不否认存在着问题，诸如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严重、环境污染加剧等，但瑕不掩瑜，所取得的成绩终归是主流；同时要看到，党和政府始终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态度是主动、积极、认真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13亿多的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构想、崇高使命和浩大工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提出来并付诸实践。中国倘若把改革变成改向、开放变为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是南辕北辙，只会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依据还有许多。仍以对外开放为例，这一基本国策所带来的成效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开放本身就是自信的体现。通过打开国门，请进来、走出去，我们有了面向世界的开阔胸怀，有了赶超先进的世界眼光。从个人层面讲，美国人对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总体上比不上中国人对美国、对世界的了解。从国家层面讲，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画线，既与西方国家合作，同时又守住底线，决不放弃原则立场；既大胆学习、借鉴西方有益的东西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又决不照搬，决不搞西化。邓小平说过：“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 而西方国家总是夹杂着冷战思维，自以为是，固步自封。因此，我国比西方更有生机活力，更有发展的内驱力。这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在道路问题上，我们要有自信、有信念，不能动摇、懈怠和折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越走越宽广，中国的未来会更加美好。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