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述论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非凡洞察力和创造精神的战略家和思想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对外关系的方针原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外交战略思想体系。这一战略思想体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正确解决了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对当代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也有了一个清醒的、符合实际的认识，从而为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出发点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要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就确定了新时期对中国外交的内在的客观要求。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①“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搞什么建设!”②

和平是建设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党也曾提出要大规模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我们却未能将工作重点真正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除了指导思想上判断失误和“左”的干扰外，我们所始终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紧张的周边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历史经验说明，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安心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要实现中华民族求富求强的雄心壮志，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③所以，中国的对外战略也只能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需要。

实行对外开放更是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当今这样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经济生活日趋国际化的社会里，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比重大大增加，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过去，由于某些国家和集团先后对我国实行封锁和压抑政策，我们自己又没有学会利用国际条件，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未能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必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学会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

二、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依据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党曾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种思想认识，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特别是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和美国侵越战争之后，中国深感战争的威胁，思想上和工作上始终处于一种临战的状态，基于这种状况，我国制定了相应的内外政策。进入新时期后，邓小平经过对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周边环境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作出了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这一新判断是逐步形成的，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缓，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虽然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他观察到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性战略部署尚未准备好，战争一时还打不了，只要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努力，战争可以推迟和延缓爆发。进入80年代，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1980年4月，他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拉马拉时说：“采取有效措施，八十年代的危险可以渡过，不是不能渡过的。我们说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

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起，认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军委座淡会上谈对战争问题的看法时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1985年6月4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精辟地论述了关于战争问题的新判断的客观依据，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此后，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认识，明确提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

三、对时代主题的新论断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基础

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实际出发，指导我们党对当今时代主题的把握，实现了一个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50年代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60年代又形成了美苏争霸和第三世界崛起的格局。与此同时，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推动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加深了生产、资本国际化的进程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也造成了南北差距的扩大。到了80年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日趋突出。发达国家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也普遍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重任。共同的发展愿望对保持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提出了新的要求。邓小平高瞻远瞩，透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的差异，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果断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

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是许多年来世界政坛上的重要话题。但是，说它是“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进而概括为“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进行全面深刻论述的，是邓小平。80年代初，他就将和平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分析和思考国际问题．1982年1月1日，他在会见阿尔及利亚财政部长亚拉时就说，现在世界上“不仅有‘南北’、‘东西’问题，还有‘南南合作’”。1984年，他在会见外宾时多次强调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其他许多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他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现在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学说在当今世界的最新发展。这一科学论断，为我们党和国家调整对内对外政策，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

随着对国际形势判断的转变，中国外交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虽然是新中国的一贯立场，但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又赋予了它崭新的内容。

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纲领

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④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反霸斗争的思想，并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从全人类的战略高度，将维护世界和平与反对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策略、原则。

80年代一开始，邓小平提出，80年代我们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要维护世界和平，寻求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这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

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决定的。首先，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不畏强暴的民族，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是与维护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最需要和平，最不希望战争。其次，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这样一个主要依靠经济、科技竞争的世界里，随着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将更趋显著，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以及世界和平的保障作用会日益增强。第三，中国永远不称霸。无论是以前人们称之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时期，还是现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时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既不能把自己与霸权主义绑在一起，也不能自己搞霸权主义。“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⑤

二、改变“一条线”战略，实现新时期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一条线”战略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国际背景。这一战略自70年代中期提出，经历了70年代末期的特殊阶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它在当时对缓和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长期腹背受敌的状态，遏制苏联的扩张霸权，起了重要作用。对此，邓小平1985年9月14日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全球性进攻。毛主席当时从力量对比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为了制止战争的危险，当时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到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这有个好处，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美国和欧洲在军备上赶上来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赶上来了”。

进入80年代后，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不仅已无必要，而且对中国不利。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国力减弱，美国在医治越战创伤后国力增强。美国和欧洲的联合进一步加强，卡特后期和里根上台后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政策，美苏争夺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在国际事务中，美苏既争夺又对话，是霸权主义的最主要代表。中国作为世界战略格局中一支重要力量，如同某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正如邓小平1984年11月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的：“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那将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第二、“一条线”战略本身有其自身的缺陷。“一条线”战略与我国50年代实行的向苏联“一边倒”战略一样，以战略关系划线，不利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使我们的外交活动失去了一些必要的灵活性和主动性。由于同一些国家的关系长期僵化，正常的、必要的经济、科技、文化交往也受到了限制。特别是这一战略容易被霸权主义所利用，使某一方通过打“中国牌”增加与另一方对抗的筹码，从而损伤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对外关系。第三、中美战略关系遭到破坏。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有所发展，但是一直存在着阴影，突出地表现在美国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特别是里根在竞选和出任美国总统后，改变了对中国战略作用的估计，并多次声称要大力发展与台湾“老朋友”的关系，扬言中国无权过问美国的台湾政策，主张向台湾出售性能有所提高的武器。这种行为再次暴露了其霸权主义的本质，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

基于以上原因，为了进一步拓展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空间，邓小平及时指导我们党改变了以往的外交战略，代之以更为实际、更为灵活的战略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针。这一政策方针，酝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于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他反复向世界表明，中国坚决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不称霸，不当头，不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其中包括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邓小平认为，这个政策很重要，是一个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

调整与发展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是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从1981年起，中国逐步停止了与美国实际存在的战略联盟关系，并与美国政府就台湾问题和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了艰巨的谈判，最终于1982年签订了“8．17公报”，使中美正常的国家关系得以发展。1982、83年间，邓小平多次就正确处理对美、对苏关系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明确指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坚决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而不能把自己绑在别人的车子上去。对待任何国际问题，都应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强调，对于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我们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但不是配合这一霸反对另一霸，也不是在两霸中搞平衡，搞等距离。在国家关系上，要适当调整对美、对苏政策，对美国不应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再讲“战略关系”。对苏关系长期处于僵冷状态，对我并不利，要适当加些温。由于邓小平战略决策的推动，在中美关系曲折中发展的同时，中苏关系也开始发生了变化。198Z年8月，中美“8．17公报”签订后，邓小平即派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前去莫斯科，以中国大使“客人”的身份向苏联传递信息，表示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建议双方开始就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进行磋商。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从这年10月开始，中苏两国派特使，就消除三大障碍问题进行了长达6年共12轮的磋商。与此同时，双方高层接触不断增多，终于促成了1989年5月的最高级会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我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40多年来一贯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⑥

80年代后期，从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中，邓小平敏锐地预见到战后形成的两极政治格局行将结束，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他指出，国际形势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⑦万千世界，不同的利益倾向代表着不同的选择，世界向何处去，现实要求政治家们作出回答。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要建立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此后，他又反复强调，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件事要同时做，以相互适应。关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行不通了，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邓小平说，他早在1974年联合国发言时就谈了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仍很突出，他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样便会明白，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邓小平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的客观依据。第一、旧的国际秩序是冷战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不利于世界和平，阻碍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所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必然。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完全符合联合国的宪章和原则，经受了长期的历史考验。以它为基础建立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应该是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平等的，都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责任，都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自由和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别国，并以此干涉别国内政，谋求霸权。第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摆脱了旧的国际秩序中那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在政治上，它最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民主精神，最适应于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多样化的世界国家形态。在经济上，它最能体现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适应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有利于缩小南北差距，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三)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政治舞台风云突变。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动乱，进而造成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一时受到严重挫折。随着战后形成的两极政治格局消失，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都面临着严竣的挑战。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借1989年北京的那场政治风波的“制裁”；一方面，是苏联、东欧变化所造成的巨大冲击。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否抓住和利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良好机遇，能否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坚定地搞下去，是世界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在这关键性的时刻，邓小平综观全局，坚定而有力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对的，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其中也包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国的对外政策。1989年和1990年间，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几次谈话中，反复阐述了看待国际形势、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冷静观察。这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中，不可测的因素很多，矛盾越来越突出，只有冷静观察，才能透过现象看到国际局势发展变化的本质。邓小平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国际上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得清楚，但是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邓小平提醒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稳住阵脚，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原则性和坚定性的体现。邓小平认为，苏联、东欧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这个变化首先出在内部。他强调指出，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西方国家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我们自己要提高警惕，放松不得。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独立自主对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要维护自己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会显示出优越性。

沉着应付，这是对待新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策略原则。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如何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发展国际间的交往，打破西方世界的封锁压抑政策，继续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我们反对制裁，也不怕制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泰然处之，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他们从容地发展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韬光养晦。这是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在国际上采取的方针，就是稳住阵脚，把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不要张扬，韬光养晦，少说多干。发达国家对我们始终是有戒心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上有人会对我有敌视和恐惧心理，我们的态度是，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在外交活动中，要趋利避害，不为自己树立对立面。要埋头实干，发展自己，而且越发展越要谦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去了。所以，中国永远不当第三世界的“头”，也不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大旗。

有所作为。这是变化中的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要求。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和平大国，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过去，“世界上都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的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的份量的”。⑧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国“在不长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⑨邓小平指出，世界政治格局在变化之中，不管怎么变，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自己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中国会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他强调，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怎么样作为，提出些什么问题，应该加以研究。中国这几年采取的对外政策得人心，今后仍要以自己不称霸、不当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世界上树立一个好的榜洋，积极推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在坚持以上方针的基础上，我们要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邓小平指出，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扎扎实实地抓好建设工作，这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邓小平这个指导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针，是他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最新发展，这一方针的提出，使我们避免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那种“左”的偏差。例如60年代初，中苏交恶后，我们曾一度把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正确路线代表”，把中国作为“世界革命中心”，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举起了“反帝、反修”两面旗帜，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使中国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国际环境之中。然而现在我们有了以往的历史经验和这个指导方针，才使我们避开了国际斗争的风口浪尖，避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和与西方世界的对抗，维护了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顶住了苏东剧变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坚持原则、务实灵活，很快就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四)

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及其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是时代的产物，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一)树立社会主义的和平形象。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⑩把和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是邓小平在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过去“世界革命”观念的重大突破。早在1980年4月20日，邓小平在接受卢森堡记者采访时就明确地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和输入的”。邓小平认为，在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应尊重对方的选择。他人不应指手划脚，社会主义是与霸权主义相背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损害别国主权，搞霸权主义，那就既损害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又损害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来处理国际关系。邓小平指出，中国观察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如何，不计较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主要是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别国的利益。在外交原则上，中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对外开放上，中国是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全方位开放。在处理国家关系上，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寻求普遍的对话与合作。

(三)完全的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我们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参加任何集团组织，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在国际事务中，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往来、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为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和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四)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新时期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结合和统一。例如，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上，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不使正常的国家关系僵化。不会因为反对他们的霸权主义，就不同他们改善关系；不会因为要同他们改善关系，就放弃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在处理诸如南沙群岛等问题，在坚持主权在我的前提下，灵活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在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发展正常、友好的中日关系；特别是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一方面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强权政治和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打破封锁和制裁，改善和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使我国取得了外交上的主动、改善了国际环境，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五)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从实际情况出发，邓小平提出了许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办法。如：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找到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可靠途径，也有利于消除中美、中英关系中的障碍问题；用“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与一些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办法实现与东欧各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问题；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代替冷战时期形成的旧的国际秩序的问题，等等。还有针对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运用自己庸俗的人权观，假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情况，提出要维护人权概念的完整性，国权比人权更重要，人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是实现独立权、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些都是邓小平求实创新思想特征在外交战略上的具体反映。

(六)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自身发展问题。邓小平反复指出，现代化是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总任务，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基础。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总任务。“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11)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实现了发展目标，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上理直气壮地说，从十二亿的中国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就会提高，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就会有较大的贡献。

注释

①③④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1、128、172、417页。

②⑤⑥⑦⑨⑩(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117、158、96、282、358、129页。

《党的文献》(京)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