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数字”“爱算账”—邓小平调研的鲜明特色

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体现在调查研究工作中，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问数字”、“爱算账”。他到各地调查研究，常常通过算账了解下情，通过算账摸清建设进展、发现存在问题、纠正工作失误，通过算账为重要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具体依据。

实例之一：1958年2月2日，邓小平来到四川省隆昌县郊新生高级社调查研究。他一到，楼丰乡党总支书记未全树、新生高级社社长叶邦友便掏出笔记本准备按事先拟好的提纲进行汇报。邓小平摆了摆手，说：“不必了，还是我问到哪里，你们就讲到哪里吧。”他首先了解全乡有多少党员、多少团员，多少个党支部、多少个团支部，多少贫农、多少中农。接着问全乡的粮食亩产量有多少斤，社员一年能分多少斤粮食。当听到一个社员平均能分得600多斤粮时，邓小平说：“少了，一般来说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粮要千把斤才够。”“把现有水田产量提高一点，小春多增加一点面积，让社员多分一点粮食。”在这次调查中，邓小平发现一些地方有虚报数字的现象。2月17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有的千斤县，实际亩产只有700斤。他请谭震林研究一下，防止虚假的统计。

实例之二：1961年7月14日，为进一步讨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邓小平亲率调查组到东北，就工矿企业和城市工作、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在这次调查中，邓小平对职工的生活关心得最多，也说得最多。在哈尔滨时，他就问油田负责同志：“职工生活如何？一个月吃多少钱？”这位同志回答：“按过去一个月十三四元就够了，最近来了一批进口面粉，每斤三角二分，这样花钱就多了，低工资工人手头很紧。”邓小平当即对省委书记李剑白说：“进口面粉也不能抬高物价，按国内的价格调拨。”李剑白表示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多交的款退回。接着邓小平又问：“职工冬装解决了没有？食堂办得如何？”听了汇报以后，他指示：“食堂要好好管理，不宜过大。”到了油田，看到工人们正在搞干打垒房子，他一一询问：去年盖了多少平方米？今年能盖多少？每平方米多少钱？当他听到每平方米十二三元钱时说，这样就可以多搞。

实例之三：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翻两番”究竟靠不靠得住？“翻两番”的目标实现后，社会又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1983年2月，邓小平离开北京，踏上南下的列车，到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

2月9日下午，邓小平从江苏来到杭州。一见到前来迎接的浙江省委负责同志，邓小平便开宗明义地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现在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接近800美元。苏州同志谈，他们共解决了六个方面的问题。江苏从1977年至1983年六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依这样的发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我问江苏同志，你们的路子是怎样走的？他们说，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依靠上海的技术力量，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当听到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浙江到2000年能翻两番半或三番时，邓小平问：你们看，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铁瑛一一回答。当省长李丰平说到1982年浙江人均收入名列全国第七位时，邓小平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市可以除外，你们是第四位。辽宁、黑龙江的重工业产值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江浙。生活好了，人就不愿往外走。江苏、浙江，还有山东，这两年也上得快，鲁西北这两年生活也好了，人也不往外走了。苏州现在已到了或者接近每人800美元的水平。他们已经解决了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

3月2日，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

实例之四：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到深圳考察，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汇报工作。当听到深圳经济特区的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时，邓小平说：“那就是一年翻一番？”显然，他对这个递增的速度非常满意。25日上午，邓小平考察了深圳河畔一个渔民村。他到老支书吴伯森家做客时，一一询问吴伯森家里几口人，收入多少。吴伯森告诉他，这个村1983年人均年收入2800多元，户户是万元户。吴柏森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四五百元。邓小平听后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啊！”走出渔民村口时，梁湘问：“像渔民村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全国人民做到要多少年？”邓小平说：“大约需要100年。”梁湘说：“不要那么长吧？”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纪末，再加50年。”后来，人们听到邓小平在北京宣布，要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预期目标，就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正好与他在渔民村调研时计算的结果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