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作品译者：马尔克斯堪称“作家的作家”

《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翻译者杨玲认为,随着富恩特斯、马尔克斯等大师的离去,拉美文学爆炸的巨匠已所剩无几。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到来是同时的,拉美的新生代作家正在崭露头角。

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地时间4月17日下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岁。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马尔克斯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代表作有《百年孤独》、《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和《霍乱时期的爱情》等。

4月21日,记者通过邮件采访了马尔克斯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翻译者杨玲女士。

杨玲是西班牙语青年翻译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以下是她对记者问题的回答。

保持语言的节奏是重中之重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翻译《霍乱时期的爱情》(以下简称《霍》)花了多长时间?

杨玲(以下简称杨):花了一年的时间。马尔克斯的《霍》第一次以名正言顺的授权版身份与中国读者见面,作为译者,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喜悦。但同时,忐忑也随之而来,因为翻译是一项永远带着缺憾的活动,永远都留有修改和完善的空间。

记:《霍》老版本比较粗糙,你翻译的新版文学性与思想性并存,流畅而文雅。翻译时有哪些方面的追求?

杨:以直译为基本原则,最大限度地让读者读到作者的初衷。但直译绝对不等于完全不顾译文优美的硬译。每个译者都是在“信达雅”之间不断寻找一种平衡,译作便自然有每个译者的风格。　　　　

直译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再现作品的原意和源语文化。对于像马尔克斯这种作品意象丰富的作家来说,这样的方法会更为适合。《霍》的细节层面很丰富,若过多运用成语或俗语等汉语语料,会令原著中鲜活的意象被削弱甚至消解。我则希望能通过直译带给读者一种陌生感,让他们感受到西班牙语小说,特别是马尔克斯的小说在文化、叙事和修辞等方面的独特之处。

记:在翻译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难题?

杨:如何保持语言的节奏是重中之重,是马尔克斯作品翻译的难点。马尔克斯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当读者由于作品缺乏节奏感或别的其他原因而觉得难以继续读下去并不断眨眼时,这就是读者开始分心,也是我面临着失去读者注意力的危险之处。我希望我的作品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止都能紧紧地抓住读者。”

对于译者而言,如果一部作品单纯由于译者的原因造成读者注意力的分散,那将是译者的失败。因此,能保持马尔克斯那种简洁紧凑、干净利落而又内涵丰富、蕴藏着幽默和智慧的文风尤为重要。

西班牙语文学常常讲究语言的音乐性,也就是韵律,原文的韵律在翻译中几乎是不可能保持的,能尽量保持的是节奏。只有保持节奏,才能达到马尔克斯的初衷,紧紧地抓住读者。这也是我当初的目标。

　苦巴旦杏还是苦杏仁?

记:《霍》的开头,1987年漓江出版社的版本是这样译的:无法回避,苦巴旦杏的气味总是使他想起爱情受挫的命运。而你翻译《霍》的开头是,“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气味总是让他想起爱情受阻后的命运。”万事开头难,为何有如此细微的区别?

杨:实际上,作者开头,使用的名词既可以指苦巴旦杏,也可以指苦杏仁,到底应该选择果实名还是种子名呢?就要通过第一章的整体意思来理解和把握。

作者之所以提到苦杏仁的味道,是因为苦杏仁有毒性,食用后可以产生一种氰化物,故事中的人物服用的毒药正是氰化物,所以产生了这个味道,而且后文中主人公乌尔比诺医生交代了原委:很多为情而死的人服用的都是氰化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苦杏仁的味道让他想起了苦涩爱情的原因。只有了解清楚其中的逻辑,才能正确选词。

还有,小说的故事背景跟轮船有很大渊源,翻译时我还要查阅轮船的有关知识,正确翻译出轮船各部分的名称,如牛眼窗、桨轮等。再如人物的各种服饰,如帽子、礼服、领带等,翻译时都需要反复考证,毕竟很多东西都是19世纪的物品,有些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如果在诸如此类的地方出现错误,往往会贻笑大方。

记:马尔克斯小说里面常常隐藏着一些典故。这个可能也给翻译带来难度吧?

杨:宗教和文化典故需要细细考察。例如,在一次艳遇中,阿里萨的情人奥森西娅·桑坦德尔想与他亲热,却被阿里萨拒绝了,理由是觉得好像有人在看着他们。听了他的话后,女人笑了,说道:“这个借口连约纳的老婆都不会信。”这个约纳的老婆是谁?此处是何含义?如果译者不能清楚了解并做出注解,恐怕普通读者会觉得莫名其妙。原来,此典故出自《圣经·旧约》中的《约纳》一章,讲的是上帝为试探约纳的信念,曾安排一条大鱼吞掉了他,致使他在鱼腹中待了三天三夜。马尔克斯曾在一篇文章中幽默地说,虚构文学是约纳发明的,因为他迟了三天回家,竟然能让他的老婆相信他的迟归是因为一条鲸鱼把他吞掉了。

再如,阿里萨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情人被称作“拿撒勒的寡妇”。对宗教比较了解的人会知道,拿撒勒是传说中耶稣度过青年时期的地方,故常有“拿撒勒的耶稣”的说法。如果没有正确译出“拿撒勒”一词,又或者没有做出注释,就很可能使大部分读者错过作者的巨大讽刺意味。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只有全面了解文化背景并做出必要注释,翻译才算完整。

记:马尔克斯的笔触是细腻的,你作为女翻译家,这种女性身份与马尔克斯的风格是否有天然的契合?

杨:女翻译家绝对不敢当,我还只是一个刚刚入门的年轻译者。作家写作时常常都是忘掉自己的性别的,何况翻译。翻译者性别的影响远没有想象中的大。

如果说《霍》有一点和我的女性身份有所契合,应该说就是书中的爱情主题,女性通常会对情感方面比较敏感一些,马尔克斯对生活理解得非常深刻,他所描写的情感非常细腻,所以女性可能会更容易体会。

记:《霍》是马尔克斯晚年创作的,他非凡的创造力,让读者看不出作家已是人生暮年。你翻译时这种感觉是否更强烈?

杨:《霍》是马尔克斯58岁时写的,严格意义上,还不算晚年。但获奖后仍然能够势头不减,实在是个难得的特例。《百年孤独》出版近二十年后,《霍》再度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喜悦。

阅读原文是一种幸福,翻译过程中更能细细品味大师文字的精妙,他那种伟大的智慧让人不得不折服,时常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有时,译着译着,我会被他那种不露声色的幽默逗得捧腹大笑。

笑过之后,更体会到作品的精妙,例如阿里萨的浪漫情书遭遇鸟粪玷污的情节、费尔明娜对茄子的恐惧情结以及她和丈夫关于一块香皂的争吵等。又如书中的名言,如“死亡让我感到的惟一痛苦,便是不能为爱而死”,“世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了”等,都值得细细品味和琢磨。每当能把马尔克斯这种智慧和幽默尽可能贴切地用中文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时,我都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堪称“作家的作家”

记:山东有位著名作家说,读你翻译的《霍》,总不舍得往下看,精彩的语言和传神的细节让他沉醉,由此看到文学与小说的魅力。对比当前,中国作家需要汲取哪些东西?

杨:感谢山东这位作家的抬爱,我实在不敢当,魅力完全来自马尔克斯的妙笔。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其中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是因为作家对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关怀。我想,这是值得中国作家汲取的。

记:马尔克斯的离开,有人说是“拉美文学爆炸”的结束,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你对拉美文学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杨:的确,随着富恩特斯、马尔克斯等大师的离去,拉美文学爆炸的巨匠已所剩无几。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到来是同时的,拉美的新生代作家正在崭露头角。2010年,英国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评选出22位用西班牙语写作的最优秀年轻作家,他们的作品是对前人批判地继承,从不同侧面彰显了介入当下的意识。当然,要达到拉美文学爆炸的辉煌和马尔克斯等大师的经典谈何容易。

记:马尔克斯对文学上的“时空”　有了自己的界定,比如《百年孤独》那个独特开头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否说,他是“作家的作家”?

杨:和博尔赫斯一样,马尔克斯绝对堪称“作家的作家”。许多作家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启发,包括很多中国作家。正如前面所说,马尔克斯的作品关注的是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状况,这种伟大的关怀和使命感是值得中国作家借鉴的。

另外,从文学性上讲,马尔克斯的叙事技巧也是值得借鉴的,他非常会讲故事,能把每位读者紧紧抓住。当然,文学不能复制,所以相信中国作家能把从马尔克斯那里读到的新鲜感变成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学。事实上,一些中国作家已经做到了。

记:写出长篇小说《幽灵之家》的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被誉为“穿裙子的马尔克斯”,你是否有翻译她的作品的打算?

杨:《幽灵之家》我还比较喜欢,但目前还没有翻译的打算。□　本报记者　卢昱　逄春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