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今：“中国智库”青年学者
“我没有走过父亲走过的长路，他的脸上是几分沧桑，几分血泪……什么叫中国，我曾经没有把握，如今我才知道，他在我胸口跳动。”于今的博客首页，一首主题歌循环播放，名字叫做《心底的中国》。
“家国梦，每个人心底都有的吧，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唤醒。”从这首歌开始聊，他说“谁也不是一出生就懂得爱国。我觉得是冥冥中有一种力量，推我在做现在做的事情。有许多事，经历的时候并不觉得有多重要，多可贵。回过头来，细细想，才会发现，不知不觉走过的每一步，有幸结识的那些人，带我走到了今天……”
理想是一种武器
于今，这个笔划简单的名字后面，有一长串的头衔：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华儿女》杂志编委，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辽宁省驾驭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天津、内蒙、福建等一些省市政府咨询顾问。国内第一个以智库为名的系列政策研究出版物《国家智库》、《中国智库》创办人、总编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科学发展观丛书负责人。
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回顾起自己十年来学术研究经历，充满感慨。“有人说我是‘疯子’。”因为他用十年时间，一心一意从事“科学发展观”基础研究工作。“我觉得自己可以用‘毁誉参半’这个词来形容。”他不讳言自己做研究过程中遭遇的非议甚至诽谤。
但是，“理想是坚持出来的。理想、信念、进步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仍是我最强有力的武器。”这句话，在他博客首页签名档的醒目位置放了好久。
2002年，他一举创办“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始终坚持“小机构、大网络”的运作机制和“智库机构、政府背景、企业化管理”的体制特性，一直探索“中国特色”智库发展模式，从理论、政策和战略角度直接为各级政府及有关单位提供科学决策，从而为国家发展服务；在短短十年时间，没要国家一分钱，以积极倡导和致力于推进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性研究和实践而在中国政学界闻名。
追随大师，何其有幸
说起如何走上理论研究的道路，于今说因为“机缘”。“一点点偶然，一点点机缘，铸就了今天的必然。”而在这过程中，许多位“导师”，曾给予他指点。其中包括高平叔、钱伟长、成思危、于汝波、任玉岭……
1970年，于今出生在兵营，少年时光也在军营里度过。圆脸庞、大眼睛，满族血统的他，身上自有一股霸气。“大院里的孩子，或多或少有些优越感吧。现在也不知道这是好是坏。”说话时，他的眼神习惯性地直直盯着你，那种魄力能给人以压力。
16岁时，当时还是懵懂少年的于今，接到一个任务，“去帮一个叫‘高平叔’的南开大学老教授整理东西。”他曾在一篇《机缘》的怀旧文章中说起过这件事情：“到了高先生家中，我确实吃了一惊，倒不是高教授的形象与我的想象有什么差别，只是觉得这屋子太小太旧，里面又塞满了书，我还从没见过有人家里有这么多的书！高先生从书堆里站起来，很和善地招呼我。我这时才知道，我的任务就是帮他整理资料。”
于今安安静静陪伴了高先生几个月，“与先生亲近起来，高先生临别时送了我两样东西，一样是蔡元培文集一至五卷，是他的学术之大成，至今还在我的书柜里；一样是一本集邮册。”
然而，时隔多年，于今才知道，高先生曾是蔡元培先生的秘书，更是一位“向中国历史交卷，亦向中国伦理道德交卷”的学者。而再后来才知道，“原来高先生16岁那年，也见到了一个大人物，即是蔡元培……”说起这一点，他喟叹不已。
锐意敢当的青年才俊
30岁，又是一个转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习惯”，让他偶然接受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从此走上了政治创新领域研究的路子，并且成为这一领域最年轻的少数民族学者。
33岁担任“十五”国家重点项目负责人、37岁担任“十一五”国家重点项目负责人。他的成绩让许多人吃惊。然而细数他所做过的工作，比如率先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健全考核体系和制度，重点工作应逐渐放在丰富内容、构建框架、完善体系上”、“在扬弃传统文化与构建国家战略中构建当前的国家哲学”、“推动中国智库产业发展”等理念，的确可以看到，他在进行跨学科的创新探索，提出了诸多前瞻性的政策改革建议，硕果累累。他因独到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成果，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钱伟长先生亲切地称他“于今教授”。
于今受命起草的2008年《关于汶川震区抢救羌族等民族文物倡议书》、2009年《关于圆明园被掠夺文物在法拍卖的声明》和2010年《关于玉树震区民族文物抢救和修复的倡议书》三份倡议和声明，在国内外引起广大反响，被专家学者称为近百年以来第一次由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出声音，认为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个事件。
在某次优秀青年人物评选中，有人这样形容他，“以年轻学者少有的战略眼光、民族责任和深邃的洞察力，游弋于多个领域和学科之间，不遗余力地做着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事情。”
钱伟长曾称赞：“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在于今教授的带领下，千方百计加大投入，并广泛组织社会研究力量，突破一大批研究课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智库研究机构。发改院的崛起和发展模式具有自身独特的方式，对我国软科学研究领域的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达天听，下接地气，延续文化才能圆梦中国
“意识形态的研究，如果脱离实际，有时候会把人逼疯。”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于今说，“我觉得自己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就是把调研放在第一位，能够深入第一线，获得一手资料。现在身体条件不允许了，以前最多的时候，比如2009年，一年365天，有200多天在外面跑调研。”
最惊险的一次调研，是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于今只身前往重灾区。“当时接到玉树的电话，文物损毁严重，我毫不犹豫就出发了。过去之后，才知道有多惊险，想想都后怕。在极狭窄的山路上，开得车轱辘都掉了，惊出一身冷汗。但是看到寺庙那些文物，还是会觉得心痛，觉得要做些什么，就顾不上自己了。”
每天行驶在海拔4000米、往返300多公里被震毁的山路上，5天中遭遇了三次高原反映、车况事故、山体滑坡等生命危险……
在玉树州文物管理所有关人员的陪同下，他每天在海拔3800米的高原行进近千公里，先后实地调研了贝大日如来佛堂及勒巴沟摩崖、新寨嘉那嘛呢堆、藏娘佛塔及桑周寺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则群寺、禅古寺、结古寺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通天河流域两台地青铜时期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损情况。
于今在现场用短信倡议抢救震毁寺庙，募集到捐赠物资现金132万元；他所撰写的“玉树震区专项调研报告”，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以及有关部委、青海省的重视。
对于中国梦，于今认为“文化观念的自我，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有了共同的文化认知，所以尽管山河破碎了无数次，最终还是走向了统一。这是由于中华文化体系的完整性没有被破坏。”
保持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以其巨大的优越性和感染力，将中华文化展现在世界面前。“路漫漫其修远兮”，这是青年学者于今，下一步最着力的工作……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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