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风云录·董必武

旧中国的湖北黄安，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那年月，这里天灾频袭，兵匪横行。帝国列强，封建军阀和当地土豪劣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他们凭借官兵之势，在政治上掌管着乡民生杀于夺之权，在经济上施行苛捐杂税和重租高利的残酷剥削，广大劳动群众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许多破产农家流离失所，怨声载道，黄安全县都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人播下火星，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一九二零年前后，董必武同志亲手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当时，他几次写信回家，请亲属和乡友推荐社会青年和黄安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赴汉报考武汉中学及其他进步学校。因此，黄安、麻城两县每年报考和被录取武汉中学、共进中学、崇实中学、启黄中学、省第一师范和中华大学的人数逐渐增多。这些学生在校期间，接受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革命思想的教育，有的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先后被吸收参加了党、团组织，有的积极投身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带头抨击反动政治，成为每次学潮的骨干和策动者。后来，经董必武和陈潭秋同志提议，党组织决定把进步学生分批派往全省各地，从事党团工作，开展革命活动。于是，每年寒暑假，那些修业期满的学生和回乡度假的师生，遵照党的指示，纷纷奔赴乡村，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和发动农民的革命斗争，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纽带和桥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坚和核心。

一九二三年冬的一个晚上，董必武同志把黄安赴汉求学的大、中学生邀请到自己在彭杨公祠(武汉中学第二部)的住所，筹组赴黄安党团工作组，他们当中有五名党员，七名团员。董必武代表省委和学校党组织，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经过酝酿，大家共同推选年岁稍长的王健和董必武同志的胞弟董贤珏(觉生)，分别担任党团工作组的组长。当晚，一切布置完毕，准备就绪，第二天清早乘船取道阳逻前往黄安，董必武同志亲自到武昌码头送行。

赴黄安党团工作组回到故乡大别山麓，很快在鄂东北的沃土上深深扎下了根。到一九二四年春夏，在黄安县的城镇和农村。马列主义的书刊《共产党宣言》等油印、传抄本广为流传，十月革命的信息被当作“庶民的胜利”受到工农群众的推崇，党的宗旨和主张与“三民主义”之类的标语，传单路人可见；“打倒帝国列强”、“反对不平等条约”、“禁销洋烟洋货”的口号，伴着文明戏的台词和山歌，民谣的传唱，此起彼落……董必武同志接读来自家乡的封封家书，总是感到十分激动和兴奋。

“帆张必遇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黄安农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拉开不久，各处阻力较大。尤其宣传妇女剪发、放足一事，“时有族中大户肇事生端，栽桩发难”，他们“甚至不惜用假人命案往赤色分子脸上抹黑”。黄安党团工作组在上级党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下，广泛开展了青年运动与新文化活动，组织社会各界有知识的青年和学校师生，集会讲演，扩大宣传。按照党的要求，结合农村实际，揭露反动当局，抨击封建势力，在农村兴办平民夜校，在县城扩充寒暑假青年进修班，等等，冲破各种阻力，不断扩大革命影响和革命势力。

一九二五年夏，董必武同志从北京返汉后，在准备赴广州之前，专程回黄安检查和指导工作。那是六月上旬的一天，董必武同志在张培鑫同志的陪同下，从横店下火车抄近路，步行到高桥的黄家田，和村中老幼谈叙到深夜，次日又去王兴六村找王健同志了解情况。一进村，就听书声琅琅。董必武同志走进这所新办的平民学校，站在一位蓄着短发的女同学身边问：“你叫么名字?多大年纪?”那个女同学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回答：“我叫王亚华，才满十八。”董必武同志点了点头，又转向另一个男同学：“这是你读的书?”说着，随手拿过他的课本。那个男同学忙解释：“我们读的书，都是王先生编的哩!”“好哇!”董必武同志兴致更浓，就翻开课本细瞧了下去。当翻到其中的一课，董必武同志停住了，嗬，果真是自编的油印课本，只见上面全是韵白文。董必武同志轻声念了起来，“长工苦，苦难言，吃了年饭卖犁弯。肩膀之上当大路，脚板底下冒青烟。五黄六月汗洗脸，十冬腊月伴牛眠。长年累得筋骨断，到头难扎活命钱。”

“写得不错，写得不错。”董必武同志赞不绝口。　这时，黄安县党组织的负责人王健同志气喘吁吁地走进教室。他，中等身材，虎实墩墩，高兴地向董必武同志介绍说：“这所平民学校，是按你信中的意见开办的，也是全县办得最早的。为了传授新思想、新文化，现在我们区的高桥河，栗林嘴、喻家垸、张家田、杨二港、帅家畈等地，也都办起了平民学校”。

“好，好。”董必武同志一边称赞着，一边和同学们招手告别。在一片掌声中，他步出这所平民学校。接着，董必武同志来到王健同志的住屋，高桥区的党团骨干分子早已等候在那里，大家热情地向董必武同志迎上来。他们之中有王秀松、江竹青、邓用忠、田开寿，夏国仪、熊帮山、帅瀚卿，余泽贤、占才芳、占宪庭、王实桥等，还有十几个叫不出名的，董必武同志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

会议开始后，有五六个同志首先汇报情况，当有位同志提到旧县教育局多次阻挠青年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王健插话道：“他们把我们各地办的平民夜校污蔑为‘煽动宣传’。”王秀松也插话说：“他们不准办夜校班，我们就办白日班，他们不发教材，我们就自己编，他们不给师资，我们就自己选派。”

“对！”董必武同志听到这里，高兴地赞许说：“你们的办法好！如果各地都象你们高桥区，那些想阻挠的人，无非是水里按葫芦罢了！”通过高桥区的党团骨干分子会，董必武同志了解到很多情况，对全县的党团活动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摸底。在晚上的会议开始时，董必武同志讲了话。他把当时全国的形势和武汉地区的消息报告之后，又针对高桥区和黄安各地的实际，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怎样有效地声援‘五卅’惨案的斗争?”在讲到革命的“新策略”和“新方法”时，他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要把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才有人民群众力量的支持。这样，乡村大革命，既可以初具声威，又可以深深扎根，纵然封建势力企图挡路，也休想拖住时代的潮流。至于旧县教育局反动局长之类，我们如何对付为妙?还得认真研究。

会议按照董必武同志的讲话和提议，又进行了一番认真讨论。最后，大家就斗争的“新策略”、‘新方法”广泛交换了意见，并一一作出了决议，形成了方案。董必武同志亲自主持的高桥区党团骨干分子会结束后，黄安党组织负责人王健和高桥地区的党小组长王秀松同志，又邀请董必武同志去杨二港、帅家畈。董必武同志也欣然答应了，并叮嘱张培鑫：“你明天先回县城，告诉郑位三和董贤珏他们，就说我把到城区的日程往后推迟一天。”

第二天，董必武同志从高桥区赶往杨二港河棚里，先后组建了十余个由我党领导的、有群众基础的村农民协会(第一批秘密农协)。董必武同志在高桥河畔连续工作了五天六夜，于第七天头上才进家门和亲人团聚。就是在县城停留的七、八天中，他也是不分日夜紧张地工作。他发动各界人士组织了黄安县“五卅”惨案后援委员会，成立了黄安女子天足委员会和旅省青年协进会，还到倪赵家、王祥畈、罗家坡、郭受九等村庄，参加了又一批秘密农协筹建的准备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在县城南门外的罗家坡罗南基同志的家里，董必武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县党团员代表会议。会上，董必武同志根据斗争形势和工作进程，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一，主办一个刊物《黄安青年》，传播马列主义，交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经验，第二，把全县教育权迅速掌握在党的手里，以便往各区乡派送更多的骨干。

会后不久，黄安县的革命斗争得到迅猛的发展。这年秋天，《黄安青年》在武汉中学油印出版，黄安党团工作组扩建为“中共黄安党团特别支部”，并很快巧妙地控制了国民党县党部，又采取有力措施夺得了伪县教育局的领导权，撤换了反共老手程汝怀安插的反动的县教育局长。其后，黄安党团特别支部趁热打铁，抓住暑假时机，用“师资统考鉴定”的办法，把一些为封建势力效劳的私塾教员，大部革职清洗，把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党团骨干和其他革命分子选派到教育战线，输送给各区乡充实基层力量。因此，这年秋后和第二年上半年，黄安各地的秘密农协有了较快的发展，工会、商会、妇女会以及少年儿童、青年等群众组织，也都开始建立起来。

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六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省农协章程及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的下达和贯彻，纷纷走向公开的工会，农会迅猛发展。在此时期，董必武同志以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后补执委、省政府农工厅长的合法身份，一方面把黄安党组织的负责人王健等推荐为省农协特派员派驻鄂东北地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寄信回乡指导工作，并提议黄安党组织选派优秀党员王秀松、戴克敏，汪奠川等，先后两批赴广州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直接聆听毛泽东同志的教诲。

在董必武同志的直接指导和推动下，黄安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逐步高涨，乡村大革命席卷而起的农民运动，燃起了通天烈火。黄安十个区，共二百一十个乡，普遍建立了农民政权，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达十五万之众。他们伴着呼啦啦的犁头大旗，拥护清算，平粜委员会，接二连三地打开了座落在县城、七里坪、八里垮三处屯粮万担的“丰豫仓”(又名义仓)，赈救了大批的饥饿灾民，取缔了“缉私队”，公判了吴惠存，大闹了龙潭寺，镇压了李介仁等反动恶霸乡绅，一时人心大快!

在斗争烈火中，中共黄安县委员会诞生了I在各地区、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先后召开的基础上，紧接着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建立之后，县农民协会建立了，各地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武装组织，按县为大队、区为中队、乡为分队的建制，也相应地组织建立起来，真是“山回水应铜锣响，万壑千村举红缨”。他们汇成一股锐不可挡的铁流，强制施行农会诸禁、充当各级政权的强大支柱，保卫群众生命财产(主要是胜利果实)以及社会秩序，打击不法的，顽固的封建势力及其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土劣官绅的威风，从而保障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健康地发展。

正当农运猛烈高涨，革命烈火烧得全县一片红时，晴天一个霹雳传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夏斗寅也相继叛变。一时间，湖北地区许多党团骨干和工农群众倒在血泊中1在这个节骨眼上，董必武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初夏赶回故乡，面对高桥区反动的西寨会首妖言惑众、捣毁农会、拼凑反动地主武装准备向革命人民大举反扑的紧急情况，挺身而出，在黄安党组织负责人郑位三同志的陪同下，与伪县长李墨林(又名李西元)当面谈判，严厉训斥他们“认清时局，顺应潮流”，“不能站在封建势力一边”，“否则，黄安人民不会答应1”

五、六月间，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各地反动势力也伺机蠢蠢欲动。黄安的反动顽固势力串通流氓地痞，收买反动会道门的大小头目，再树旗帜，纷纷拉起诸如红枪会、黑旗会、大刀会、扇子会、挺肚子会等名目繁多的反动武装，暗中与蒋、夏呼应，和邻省豫南光山县的反动红枪会相勾结，对革命人民大肆进行“血洗火焚”式的疯狂报复。

故乡人民在流血，黄安党组织在请援，革命处于成败的危急关头1董必武同志一面派他的得力助手、共产党员张培鑫星夜返回故乡，指示黄麻两县党组织，按“新策略”和“新方法”之要求，植根于“真正的群众基础”之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另一方面，和在身边的同志一道，通过党的组织和可靠的社会关系，秘密购买了一百二十支“汉阳造”和“九子连”的长短枪支(其中十二支短枪)以及一批弹药，派人及时运回黄安，从实力上加强县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力量。

由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强大，也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七。一五”后的黄麻地区处于反革命烧杀抢掠的白色恐怖之中。革命营垒内部的不坚定分子，也接连发生动摇，脱逃、甚至叛变等问题。这时，董必武同志虽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暗中仍与家人保持秘密联系，化名指示黄安县委“要注意提高斗争策略”，依靠有群众基础、有革命坚定性的干部党员，尽可能保存武装力量和党的组织机构。于是，中共黄安县委在迁到七里坪之前，选举了郑位三同志为代理县委书记。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土豪劣绅大肆“清党，剿共”，新上任的伪黄安县知事贺守忠悬示布告，张贴四乡，通缉追捕董必武、王健、王秀松、戴克敏、汪奠川、曹学楷等九十二名所谓‘共产头子”。

董必武同志亲自培育起来的黄安革命者，遵循董必武同志的一贯教导，奋起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黄安党组织和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曹学楷等同志坚决响应党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号召，按照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大纲，带领群众“揭竿而起”，举行了震撼全国的黄麻起义，夺取了黄安县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由董必武同志亲手播下的革命火种，愈烧愈旺，愈烧愈猛，烧红了黄安，烧红了大别山麓。黄麻起义后，这支革命武装以井冈山为榜样，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开辟和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安县“董必武同志旧居”纪念馆 肖仁采访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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