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风云录·李汉俊

1918年岁末的一天，一艘轮船缓缓驶入上海码头，28岁的李汉俊，从日本学成回国。

从此，在上世纪中国百年沧桑史中，李汉俊留下了9年的笔墨。

9年间，李汉俊以笔为枪，成为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播火者”。

9年间，李汉俊书生意气，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名号却鲜为后人所知。

学者眼中，李汉俊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堪与陈独秀、李大钊媲美。在年逾古稀的甘子久看来，外祖父李汉俊“是学者，不是政治家。”

“马克思主义老师”

由生至死，李汉俊37年的人生中，大部分时间扮演着马克思主义布道者的角色。在中共“一大”上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中，李汉俊是“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开国元勋董必武回忆李汉俊时也曾说过，“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李汉俊和董必武都是湖北人。两人相识于1919年的上海，李汉俊比董小4岁。李汉俊向这位来沪寻找救国之路的湖北老乡宣传马克思主义。董必武曾在回忆中谈到，“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马克思主义。”

彼时的李汉俊“才华出众”，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说他是“身材不高之青年，发稍长，长脸，血色不足，目带才气。手小。态度颇诚恳，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经敏锐。第一印象不坏，恰如触摸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

李汉俊1890年4月出生在湖北潜江一个贫穷的教书先生家里。长李汉俊10岁的二哥李书城是中国最早追随孙中山、黄兴的国民党元老，数度担任政府要职，其1902年到日本留学。随后，李汉俊亦获资助赴日留学。1915年7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

中日甲午战争后，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涌动，正读大学的李汉俊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放弃了最喜爱的数学，并导致大学功课成绩不佳。

经他介绍入党的著名作家茅盾曾感慨地回忆说，如果不从事革命，李汉俊“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但他却偏偏做出了迥异常人的人生选择，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精通四国语言

1919年6月8日，戴季陶、沈玄庐、孙棣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到1920年6月被迫停刊前，《星期评论》红极一时，发行量从最初的1000份，最高增至十几万册。

一年间，《星期评论》共发表50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有38篇为李汉俊所作。

李汉俊的处女作《怎么样进化？》发表在1919年8月的《星期评论》上。从此，他成为这个刊物的核心人物之一，与戴季陶、沈玄庐被称为《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

李汉俊的理论修养与其过人的语言天赋有很大关系。五四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俄之间交通困难，关于俄国革命的资料大都由英文、日文转译过来。精通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便集中精力从事翻译、撰写工作。

1920年4月，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分水塘翻译了第一本《共产党宣言》，回到上海后，陈望道就住在李汉俊家，把《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版、英文版及译出的中文本交给李汉俊，请他校对。李汉俊校对后，又交给陈独秀校对。因此，陈望道译出的《共产党宣言》是“经陈独秀、李汉俊两人先后校对”的。

1921年，李达翻译荷兰人郭泰著的《唯物史论解说》时遇到许多麻烦，也是李汉俊帮助克服的。李达在“翻译附言”里这样写道：“我有一句话要声明，译者现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遗漏的地方，得到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帮助。”

1919年9月，李汉俊翻译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介绍十月革命。其在后记中写道，面对世界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能在世界之外，也不能在世界之外。”“我呢？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

“民党是指在中国建立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性质相同的政党。”湖北大学教授田子渝说。

1920年的三件大事

“1920年，外祖父连续干了三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笔。”甘子久说，“5月与陈独秀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和陈独秀、李达等人组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是上海外国语学社党最早培养干部的学校的创始人。”

1920年2月，陈独秀住在上海渔阳里，他和李汉俊都住在法租界，两家相距不远。

陈独秀专门拜访了李汉俊，而立之年的李汉俊在沪已颇有名气。

两人并非一见如故，但此后，陈独秀便成为《星期评论》的座上客。二人常聚在一起，思想上的碰撞让他们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成立中国共产党。

在法租界三益里居住时，李汉俊的嫂子薛文淑已发现李汉俊的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有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1921年7月23日，14个人陆续从后门走进上海法租界沿街的一栋石库门式的建筑里。

作为房主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已在此等候多时。

这些来自山东、湖南、湖北、北京等地党组织及共产国际的代表，有的长衣马褂，有的西装革履，他们围坐在一起，秘密召开了中共“一大”。

7月30日，一个不速之客不期而至，代表们迅速撤离。

为了掩护同道者，李汉俊留了下来，以屋主亲属的身份与随后而来的法国巡捕周旋。

“你们开什么会？”“我们在编辑新时代丛书，没有开会。”“他们是什么人？”“北大教授。”“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也是北大教授，趁暑假来上海。”“你家为什么有这么多社会主义书籍？”“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什么书都要看。”

面对盘问，李汉俊从容冷静、一边用法语机智应答，一边牢牢站在桌子前，用身体挡住压在玻璃板下的会议纪要。一番折腾过后，巡捕一无所获，悻悻离去。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曾评价说：“中共成立初，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

“须有牺牲的决心”

接下来发生的争论，却成为李汉俊人生转折的导火索。

田子渝发现的李汉俊亲笔所写的一份资料中记述到，“一大”之前，李汉俊担任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时，曾发现主持工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有腐败问题，于是主张将其解散，却遭到“公开的讥评与反对”，陈独秀也从广州写信加以“攻击”。

“一大”后，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还同张国焘产生了矛盾，于是“更加灰心，于年底脱卸一切责任地位返鄂，专心教授及劳动运动”。

史料记载，当时李汉俊在职业上有多种选择：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月薪120元；上海大学社会系主任，月薪150元，每授课12小时再加50元；而武昌“高师”的月薪不到100元，后来又降到48元，他却最终选择了收入最少的武昌“高师”。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李虽被邀请，却未出席，但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提出异议。

在武昌“高师”任教期间，李汉俊因故脱党，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了，但我永远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依然心安理得。”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李汉俊说的不是一句空话，被开除党籍后，他仍然以全部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他主讲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科目，因为思想新、学说新，一下就抓住了青年学生，场面火爆时，教室里坐不下，连窗台上都站着人。

“四·一二”政变后，反动当局逮捕屠杀共产党员，李汉俊利用他被开除中共党籍的事实做掩护，利用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教育厅长和青年部长的合法身份，把300多名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安排在青年部和中山大学工作，并将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二三百人全部营救出狱。

1927年4月，李大钊英勇就义。5月22日，李汉俊在一次纪念李大钊的演讲中毫无畏惧地说：“无论何时何地，均必须有牺牲的决心。”

没想到一语成谶，同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军阀胡宗铎以“共产党首领”和“密谋暴动”等罪名逮捕，当晚9时即被杀害，年仅37岁。

追忆录

“性格高傲 不会忍耐”

4月26日，记者随甘子久一起为其外祖父李汉俊扫墓。

车停在一座小山的门口。山上松木繁盛，郁郁葱葱，这里共有9座墓地。为了纪念辛亥百年，这些墓地正在整修。

李汉俊的墓在一片庙宇的后面。甘子久把墓前已干枯的花束扔掉，重新整理了香炉的位置。

他转过身来，指着已经建到墓前的大殿说，当年下面都是台阶，外公的墓可以直接走过来，不用绕道。

甘子久很担心，这座庙宇若再扩建，外公恐怕就要面临迁墓的风险。

在甘子久眼中，李汉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不是很好的政治家。”甘子久说外公是“性格高傲，不会忍耐。”

从史料碎片中，我们很难还原动荡年代一个历史人物的激情。但是，他的书生气、他的高傲，他的“不懂忍耐”，依然可见一斑。

解放后，甘子久问外婆陈静珠，“外公是大教授，为什么我们家还这么穷？”外婆告诉他，“你外公是做大事情的，家里经常两大桌人边吃饭边争论，他还经常在经济上资助学生，自己也没有留下什么钱。”

李汉俊与陈静珠的婚姻在当时还引起一番风波。李主张妇女解放，前妻陈氏1920年病故后一直未娶。1923年和陈静珠结婚之时，引来了学生们的反对。

陈静珠没文化，还是“解放脚”，湖北女学生夏之栩与几个女同学质问“李先生是一个新派人物，结婚总应找个有水平，能跟你一块工作的人！”

李汉俊则笑道：“我决心献身革命，找一个家庭妇女，她什么都不懂，不是可以少些麻烦吗？”

烈士证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向李汉俊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为0011号。“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并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妻陈静珠由董必武关照，享受厅长级抚恤待遇。

【人物志】

李汉俊

湖北潜江人，生于1890年，卒于1927年。1920年，与陈独秀、李达等共同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第一批中共党员，并为召开中共一大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14岁东渡日本，少年懵懂就探寻强国富民之道；28岁学成归国，已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学士，精通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从1919年到1922年，翻译、发表100多篇文章，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一起，成为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播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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